近日举行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一概念为“十三五”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经济决策的出发点将从重视扩大需求、进行经济刺激，转向重视要素供给，进行结构性改革。

　　转向供给侧可以说是眼下中国经济的一剂对症良药。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长期实行需求侧调控方式，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是这一办法多有弊端，比如出现债务率过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美国上世纪出现的“滞胀”就是长期刺激的最终产物。目前，中国还没有到“滞胀”的程度，但也无法继续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增长。

　　而且，中国目前的情况更为复杂，属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因此，不仅要消化前期刺激出现的“后凯恩斯症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要提防增速换挡期间过快下滑。那么，在供给侧实行什么样的改革政策至关重要。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我国可能接下来将在产业层面进行减产、加快企业的并购重组，调控层面不仅仅靠货币政策的方式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使用；而供给学派非常重要的减税，在我国可能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减税，而是进行财税制度的改革；在资本层面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这四大路径不仅直面中国经济重点难点、对症中国经济痛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开启经济新周期。

　　产业层面：减产能

　　加快企业并购重组

　　在中国供给学派的经济专家来看来，“供需错位”——“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比如，在一些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很多人为了购买满意的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这种短缺不可能依靠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去解决。

　　在供给不足的同时，国内的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凭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加以解决。对于新供给学派来说，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不能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要在供给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在减产能方面切实加大力度，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拖下去，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者凸显。解决这种局面的关键，就是在减产能方面有实质性的操作。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尽管有些行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就要求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使它恢复青春，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培育新兴力量，逐步替代传统产业的衰减。

　　此外，刘世锦建议，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加快培育有利创新的环境；进一步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等。

　　在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智库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范棣看来，解决产能过剩将可能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第二，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开辟新的需求市场，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的三个路径：采取政府购买商品房转为公租房或保障房；继续降低房贷利率减少购房成本以刺激需求；加快农村人口向市区的迁移聚居。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丁任重指出，就产业结构视角而言，一方面要加快服务业发展，特别需要重视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继续强化服务业良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加大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及时淘汰僵尸企业，鼓励向国外输出内部过剩产能，加快去库存速度；此外，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需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弥补传统产业的萎缩。

　　就在本月国务院刚刚出台了三个方面措施促进产业升级，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是发布工业企业技改升级指导目录，编制年度重点技改升级项目导向计划，引导社会资金等要素投向；简化前期手续，推动并联审批，加快项目落地。此外，还有一些财税金融支持措施，这是一个“组合大礼包”。

　　如此看来，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使“中国制造”强筋健骨、提质增效，形成竞争新优势，无疑是改善供给和扩大需求的重要举措。其实，国务院早已发布了从多个方面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产业政策。上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部署从供给侧的创新来实现居民消费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