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金融改革与跨境监管专题会议吹风会”发布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说，利率市朝的时间表会根据各种外汇条件、国际国内经济条件推进，但两年内应该可以实现。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不仅商品价格，要素价格、资金价格特别是利率、汇率价格也必须市朝。两年实现利率市朝，明确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利率市朝提了多年，还有最后几步才能竞全功。那么，最后的难点和瓶颈何在？

　　周小川曾说过，利率市朝主要难点有两个。第一，我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各地用钱的积极性很高，资金需求量很大，贷款需求很强。决策者会考虑存款利率上升后，能不能覆盖贷款风险。如果提高贷款利率，对经济又有影响。第二，我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还存在着“软约束”现象，也就是有一部分贷款实体并没有真正想还款，或求助于行政帮助贷款，或者多贵的钱都敢借。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目前问题不那么突出，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地方干部换得比较快，出政绩就离开了，“软约束”就比较突出。

　　既然一些地方的融资平台，作为负债主体其实不对还债负责，不借白不借，再高也敢借，借了不想还，为什么银行愿意借呢？因为有政府背书。举个例子，长三角某地级市有五家大型融资平台，2012年财务年报上的合并短期负债加长期负债1164.2亿元，而市本级可用总财力仅191亿元，融资平台负债是本级可用总财力的6倍。虽然五家融资平台的营业利润总和仅为6.45亿元，但因为获得了18.20亿元的财政补贴占当年该市总财力的近10%，利润提高到24.42亿元，漂亮了，银企关系继续良好。然而，这种补贴能持续多久？其对教科文卫等民生支出的占用又能持续多久？

　　如果社会中存在着上述这样的负债主体，即使利率市朝了，也并不能产生多少约束效应，银行也还会继续贷款。它们拿走的额度多了，自然会“挤出”市朝的企业，最后“逆向淘汰”这些本该得到发展的企业。

　　要两年实现利率市朝，最重要的配套工作是“软约束主体”的改革，这又回到政府职能转变的老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