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切城镇化模式(包括新型城镇化)的初衷都是一致的,即必须将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围绕新型城镇化的研究首先要阐明一个问题:新型城镇化如果可行,那么这种城镇化模式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城镇化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二是以中小城镇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三是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并举的城镇化模式。当前中国城镇化模式面临的诸多发展瓶颈表明,虽然以重化工业为产业基础的城镇化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也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目标约束,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城镇化模式。
关键词: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工业化;选择;中国;实现;产业技术;城镇体系;地方政府;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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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城镇化模式(包括新型城镇化)的初衷都是一致的,即必须将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围绕新型城镇化的研究首先要阐明一个问题:新型城镇化如果可行,那么这种城镇化模式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可以明确的是,围绕着新型城镇化的各项工作如果要展开,就必须要有利于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过程之所以可以使人的需要更好地得到满足,不是靠赋予人口迁徙的权利来实现,而是使劳动者所从事的质变了的生产实践活动扩大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来实现。城镇化要持续下去,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一次革命性的产业变迁,不仅使产业结构趋于工业化,更使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产组织形式被以企业为单位的现代生产组织形式所取代。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城镇化的启动必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为前提。能否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一定的工业实力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质量的高低。没有工业化支持城镇化虽也可以启动,但是这样的城镇化必定是低质量的城镇化。
城镇化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二是以中小城镇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三是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并举的城镇化模式。一国在进行城镇化的模式选择时存在产业锁定的现象,即一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特征限制了城镇化模式的选择范围,城镇化模式选择则是一国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如果考察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历程就会发现,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内在动力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同样适用。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就必须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作为城镇化的产业基础。过去十多年里中国事实上选择了大城市优先的城镇化模式。重化工业化和工业企业规模化的趋势共同决定了中国必须选择大城市优先的城镇化模式。这一模式的选择一方面是促成最近十几年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导致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出现发展不可持续问题的根源所在。
当前中国城镇化模式面临的诸多发展瓶颈表明,虽然以重化工业为产业基础的城镇化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也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目标约束,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的目标约束包括:建立民生优先的城镇体系、建立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和建立环境友好的城镇体系。
对新工业革命所表现出来的产业技术特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新工业革命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内在契合关系。只有将新工业革命中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型制造业产业体系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基础,才能保证中国在未来20年内基本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城镇化。也只有当新型城镇化与新工业革命成功联动之后,当前这种已经面临诸多发展瓶颈的大城市优先的城镇化模式才能改弦更张。
不同于规模经济,网络经济允许并鼓励在生产活动趋于分散化和定制化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有机结合的智能化网络实现人流、财流和物流的科学调配,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与依赖网络经济的新工业革命联动的新型城镇化必定要构建一种不同于当前大城市优先模式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模式应有产业错位填充的城镇功能差异化和基于产业协同发展的城镇功能互补化两大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新工业革命联动背景下,必须摆脱重化工业化对城镇化过程的产业锁定,以新工业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部门为基础进行城镇化模式的再造。为此,第一,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引领作用;第二,逐步消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实体产业部门发展挂钩的财税制度;第三,改变以经济增速、财政收入等指标为主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体系,将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作为政绩评价的核心。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