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吴谦立）近年反腐中，几乎每个落马的贪官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商人。这些商人的企业随着官员的升迁而迅速崛起，创造“商界传奇”，也跟着官员的下台而分崩离析。

　　商人扮演官员的“钱袋子”，为官员的仕途铺路、使力，官员则扮演商人的指路人、保护伞，两者之间这种“大子之门”和“待子门而大”的相互帮衬关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吕不韦发掘使用。吕氏可谓这方面的祖师爷，也最成功，可就算是他，也没有逃脱最后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命运。

　　然而，由于政府的公权力无所不在，中国商人还是养成了以结识权力、依附权力为荣的习惯性思维。今天，即使是在海外的华商，办公室里面也要放几张和政府要员合影的照片作为企业信誉度的象征。

　　在西方，大型企业也会花费一定的精力和金钱去结识政治人物。它们的主要方式是由企业赞助某个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支持某个政治人物，或者游说政治人物赞成或反对某项政策。企业这样做的原因，有时是因为高层管理人员在政治上有诉求，需要政治人物为他们发声。比如，现在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普遍对于移民法不满，它们就一直在寻找能够推动移民法改革的政治人物。

　　也有许多企业是抱着阿庆嫂式“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想法：既然企业规模已经足够大，难免某天需要和政府打交道，或者难免某天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自己，不如平时就建立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游说制度，为企业影响政策建立了一个合法的渠道。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2007年的一篇论文发现，在2004年国会讨论股票期权会计改革法案(Stock Option Accounting Reform Act)时，企业的政治献金与这项议案对于该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有很大关联，因为该法案试图阻止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要求企业将职员股票期权以公平价值(fair value)作为费用列支的做法，而许多企业都以股票期权作为笼络职员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按照FASB的要求，会计报表上的成本就会大大上升。

　　由于法律对于行政部门权力的限制以及监督，企业基本上主要是和民选代表即国会议员拉关系，在需要的时候，通过议员向有关部门施压，而不会依附于某位行政官员。这是有别于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地方。

　　国会议员通过预算、监督和高层人事任命来奖励(惩罚)行政机构，以增加(减少)他们投票人利益的决定，从而间接控制这些机构的行为。虽然行政机构的普通公务员并不是政治任命，但是许多高层官员在之前或者之后可能受雇于关说企业或者国会，甚至自己就是一个或者半个政道上的人物，因此难免会在议员面前低头。国会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无事生非”地对行政机构“寻衅滋事”。比如美国国会于1950年代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起一项调查，迫使SEC高层官员以超过一万工时(man-hours)的工作量来应对，这对于同样走在政治路上并且只把SEC看作职业中途一站的SEC委员们来说，几乎完全摧毁了制定有影响力的政策的可能性。

　　当然，议员的作为必须有个限度，毕竟还有另外的政党在竞争，而且公务员严守行政中立性，如果议员做得过火，反而会伤及自己。

　　企业以资金支持某些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则在权力范围内予以一定的照顾，政商之间的心照不宣似乎确实存在。伦敦商学院2011年的一篇论文认为，由于政商之间互相支持的这种关系绝对不能够通过书面合同来规范双方的行为，因此除了一般投资目的之外，政治人物的股票持有也许可以作为一种确保关系维持的纽带、以及即将采取有利于该企业行动的保证。通过对2004年到2007年美国众议员持有的642只股票进行分析，作者发现总体结果似乎指向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

　　首先，企业的政治献金，似乎是议员们持有股票的显著因素：议员持有贡献了政治献金的企业股票远高于没有贡献献金的企业；民主党议员持有的支持民主党企业的股票高于支持共和党企业的股票，共和党议员也类似；对于持有股票少、交易不频繁、股票占资产净值比例高的议员，持有政治献金企业股票的比例比其他议员更高。另外，议员将一些股票脱手之后，未来继续获得这些企业政治献金的可能性会降低，尤其是对于持有股票少、不太交易、股票占资产净值比例高的议员更是如此，因为股票似乎是加强与这些议员关系的唯一手段。同时，这些企业将来也失去获得政府合同的机会。议员的股票持有相当程度上似乎还和自己的可控制性有关：他们更多地投资于政府合同占总收入比例高的企业；议员在预计退休时，会将持有的曾经贡献政治献金的企业股票脱手，但是没有贡献献金的企业股票却继续留在手里。

　　企业和政界建立的这种关系，似乎确实带来一些好处。这方面的有关文献数不胜数：美国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IRS)、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以及核能监管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都被发现似乎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比如可能是由于IRS对于相关税法的解释和执行有所偏袒，在位列监督IRS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家乡，企业被IRS审核报税收入的比例就较低。而在监督FTC议员们的家乡，那里的企业通常在FTC反垄断判决里面处于有利地位。同样，有政治献金捐款的企业受到NRC调查比例也比较低。

　　伦敦商学院考丽教授(Maria Correia)最近的一篇论文以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她发现平均而言，长期贡献政治献金较多的企业被SEC采取执法行动的可能性较低，而且即使被SEC定为违法，收到的罚款也小一些。作者发现企业的长期政治献金以及游说支出和执法可能性的降低密切相关，在每个五年期里面，每1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可以让罚款下降11%。而且，持续向多数党里的高阶政客贡献政治献金与惩罚额度降低的相关性更强，向位列涉及SEC预算审核、监管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尤其是这些委员会主席——的进贡，同样和执法行动的可能性以及惩罚额度的下降有关，说明政治献金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

　　然而，企业尤其是企业股东真地能够通过这种政商关系获得实在的价值吗？这方面，一直有争议：一方面企业能够获得的好处如上所述是明显的，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关系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因为公司管理人员可能在政治上面另有所图，比如傍上某个政治人物从而改走官道，因此公司的政治关系可能是由管理层的、与股东利益不相关的政治议程决定。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两位教授利用前几年一个事件检验了金融市场对待企业政治关系的看法。从二战到2010年，企业不可以通过捐款积极介入政客的竞选活动。2008年一个叫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CU)的保守组织制作了一个政治短片，质疑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资格。联邦选举委员会限制了这个短片的广告播放，该组织则认为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决定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自由言论权利。2010年，最高法院作出了对CU一定程度上有利的判决，这就意味着企业将来在政治献金方面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因此长期贡献政治献金的企业就会更加积极。由于整个案件审理过程复杂，判决结果多少出人意料，这两位教授就利用这个判决的前后反应，检验市场对于政治献金多的企业的看法。他们发现，判决宣布后，对于政治献金较多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反应，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并不喜欢企业的政治关系。

　　普渡大学的两位教授则于2007年选取了47个国家的几千家企业进行了政治关系价值的分析。这些国家里面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欧美等国，也有亚洲、拉美国家；既有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前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样本虽然不包括中国的企业，但是那些建立政治关系的企业特性却似乎很类似：这些企业大都享有信贷市场的特殊优待(尤其是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和意大利)，税率也比较低，市场份额也比较高，但是在这些优厚待遇下面，它们的赢利质量却比较差——股本回报率(ROE)比同类企业低5.38%(而且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如此)，市场定价(market/book)也比同类企业低0.48(尤其是在英国，只有在日本、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不显著地略微高一些)。当这种政治关系比较强力时，比如是企业拥有者而不是董事具有政治关系，或者其政治关系是某位部长而不是普通议员时，这种待遇上的差别就更大，而企业经营绩效上的反差也更大。

　　虽然不少企业都会贡献政治献金，但是实际上西方政治人物的身价还是很“贱”，这是东西方政商关系的又一个区别。按照考丽教授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6年，平均在每个五年期里，企业贡献的政治献金中值只有4万8千美元，就是说即使是那些贡献政治献金的企业里面，至少也有50%的企业平均每年花费不到1万美元——这还可能是天女散花式地分散给好几个政治人物的。十多年前，马来西亚的一位政治人物听说在美国只要花费1万美元就可以让政客推动某个法案时，曾经不屑地表示美国的政客太便宜了。但是，正因为政治人物的价格贱了，老百姓的钱包才可能捂得紧。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通常是和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行政官员建立紧密关系，从而获利。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多见。迪克•切尼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副总统，在许多人心里他是那种喜欢拉帮结派、也是最会耍弄阴谋的政客。他普遍地被认为是石油工业、军火工业的代言人，而且他又喜欢干预许多具体事务决策。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两年里，他曾经担任CEO职务的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的股价翻了不止一倍，引发外界对于切尼偏袒部分企业(corporate favoritism)的批评。甚至比较过激的言论干脆就认为美军在伊拉克完全就是在为哈利伯顿而战。因此，对与他有个人关系的企业进行研究，就有一定的指标性。

　　普林斯顿大学为此于2006年对于切尼的个人关系进行了案例分析，题目为“关于切尼副总统个人关系价值的估算(Estimating the Value of Connections to Vice-President Cheney)”。作者收集了哈利伯顿以及另外14家企业的数据。这14家企业都是1995年到1999年切尼过担任董事的企业，或者1995年到1999年至少有一位公司董事出任哈利伯顿董事的企业。研究的时间样本集中于三类事件：第一，有关切尼健康的事件：2000年11月22日切尼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以及2001年3月5日第四次心脏病发作；第二，有关切尼政治命运的事件：2000年4月19日受托为小布什寻找副总统候选人，以及于7月21日他出人意料地自我推荐为副总统候选人，同时又根据2000年政治期货市场上面有关布什当选可能性的政治期货价格演变来模拟切尼政治命运的起伏；第三，切尼能够为自己企业提供利益能力的事件：许多人指控切尼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超乎寻常地给予和他有关系的企业政府合同，因此作者利用政治期货市场上面有关萨达姆•侯赛音将于2003年6月被抓获的期货价格来代表市场在战前对于美国发动战争可能性的预期。结果，作者发现所有这些事件都不影响和切尼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在股价上面的特别表现。

　　这个结论与普通民众的感觉、媒体的报道似乎完全相反。由此，作者揣测，也许正因为媒体的这种拿着放大镜检视政治人物的行为，防止了美国高层官员不敢明显地为那些和他们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提供利益。曾经出现的相关丑闻，某些议员赤裸裸的腐败行为被发现并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报道对于政治人物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止作用。切尼的每个决策都被无数个意识形态各自不同的新闻媒体、监督机构紧紧盯着，这些媒体的作用也许并不在于揭露了多少真相，而是通过不断地报道各种可能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不断高呼“狼来了”的评论，在客观上帮助阻止了切尼个人走上歪路。由此说明，美国的这种政商关系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受制于个人纽带，政商关系更多地是体现在制度性的(institutional)合法博弈，就是说政商关系的维持是由法律允许、规范的公开组织来维持，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私下交换。这种博弈从某个角度来说，对于民众个人或者小型企业也许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由于是合法的，又被置于一定程度的公开监督之下，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很小，而政治人物在时时受到行为约束的同时，其实也得到了免于滑入腐败深渊而无法自拔的保护。

　　确实，公开性在西方政治运作里面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中外差别的最大之处。前面引用的那些论文，结论未必全面准确，所用的研究手段也有可议之处，毕竟这种政商勾结很容易以君子协定的方式达成，而且许多通过亲戚朋友建立的关系也很难在研究数据中体现出来。但是，制度要求的公开性使得它们引用的数据，任何人都可以从公开途径轻易获取——前面引用的伦敦商学院教授还是外国人——给予社会监督政治人物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这就真正让媒体、学界可以扮演看门狗的角色，甚至可以“风闻而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止腐败的蔓延以及深入。

　　十八大新的领导人上任以来，在反腐治标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单靠“打老虎”难以持久，即使有更加完善的制度也无法完全消除腐败，要治本更需要全社会的介入。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有名望的学者不再写“含泪劝告”，而是写”关于X书记个人关系价值的估算”，什么时候“老虎”才会真正少一些、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