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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视域下的甲午战争再反思
2015年12月01日 08:13 来源:《东南学术》(福州)2014年第20144期 作者:周峰 字号

内容摘要: 在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体系的视域下研究甲午战争,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国内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式微和日本崛起的结果,也是列强争夺远东与殖民中国的进一步演进。二、朝贡体系的式微与日本的崛起无论是从中国(亚洲)中心史观出发,还是从西方(欧洲)中心史观出发,鸦片战争以后朝贡体系逐步被条约体系所替代已成为共识,尽管学界在替代的时间、方式、过程和原因等方面还有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说,“将日本近代化放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角度考察……日本的近代化是努力将朝贡贸易结构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日本”。33)朝鲜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朝贡国,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朝鲜在德川幕府时期(1600-1868年)也向日本派遣朝贡使团。

关键词:日本;朝鲜;朝贡;中国;甲午战争;贸易;列强;侵略;条约;殖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周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讲师。

  内容提要:在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体系的视域下研究甲午战争,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国内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式微和日本崛起的结果,也是列强争夺远东与殖民中国的进一步演进。

  关 键 词:甲午战争;资本扩张;朝贡体系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以来世界财富分配权控制方式的历史变迁”(项目编号:09BJL007)。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诸多国家的殖民侵略,其中唯日本最甚。在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与外敌对抗频次最多、时间最长的也莫过于日本,因而承受之灾难程度也最为深重。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时人的想象,它不仅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而且确认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体—用”关系认知指导思想的破产,也对战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为此,国际国内学者对甲午战争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拓宽与深化的阶段”,“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也斐然可观,规模空前”。①然而,纵览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战争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实力、外交手段、人员素质、政府体制等方面。概言之,对于中国战败之原因,学界已经进行了十分充分的探讨,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问题是,当我们把目光注视于战争本身时,战争以外的东西往往会被忽略。或者说,当我们在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同样也应该思考——甚至更应该思考——战争爆发的起源。唯此,我们才有可能遏制——至少更主动地去应对——下一场潜在的战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史鉴的功能也正在于此。习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在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从更宽广的视野探讨甲午战争,对于理解这一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意义尤殊。

  一、日本国内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

  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爆发的历次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貌似是与各国的战争,但归结起来,都不是孤立的,其实质是与资本(扩张)的对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②也就是说,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等要素缺一不可。而在商品生产高度发达之后,市场的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攫取落后国家的财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概括:“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③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与前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掠夺相比,在后期则显著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进而上演为欧美列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殖民浪潮,一方面获取原料,一方面开拓市场。在某些特殊时期,市场要素更为关键。这是因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④因此,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⑤

  资本扩张的这个逻辑激发着先发工业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浪潮,传说中遥远富庶的东方国家也未能幸免。作为长期以来东亚体系的核心,中国既是列强争夺的首要目标,又是征服整个东亚的障碍。这是理解鸦片战争及其后历次侵华战争的根本历史前提。⑥与中国隔洋相望的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也遭遇了相似的处境。在坚持闭关政策约3个世纪之后,日本的大门终于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随之而来的王政复古,消灭了幕府的割据局面,至19世纪60年代,皇权在全国各地渐渐地安定下来。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沦为欧美资本主义的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政策是得到完全的胜利了”。⑦

  血与火的教训使新的统治者明确表达了脱亚入欧的抉择:“欲重振帝国的衰运,使万国共仰皇帝的威仪,则必须痛下决心,廓清历来偏狭之见。……放弃历来称外国为犬羊夷狄的愚论;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依据万国通例所规定的仪节,召见各国代表。”⑧正是鉴于中国的处境,明治政府很快认识到,要想避免落得与中国同样的下场,必须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本国的军事和工业。质言之,“维新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和发展日本资本主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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