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根本利益诉求在于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然而，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功利性、绩效评价与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削弱了该良性协同效应的建立基础。本研究引入高等教育其他外部治理主体为辅助变量，运用1999至2011年间31个省份面板数据，以空间相关性为基础，构建动态VECM模型，对两者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长期因果关系以及强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勾勒出协同效应分区域的不同表现。研究结论如下：两者之间大多只存在单向的短期或长期因果关系，还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高等教育的其他外部治理主体在促进两者协同效应上发挥了协调作用；协同关系不存在全国统一模式，需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针对性政策。

　　关键词：地方高等教育 财政投入 区域经济 协同效应 因果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行业与地域比较视域下的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对我国市场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7140326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外资研发嵌入对我国市场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13YJC630058)。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做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战略部署，而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现代化①。随着大学章程的推广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试行)》的实施，高等教育内部治理逐步步入正轨。然而，中国高校尤其是地方普通高校的外部治理环境仍不容乐观。首先，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区域间差距已经非常显著。以2011年为例，全国地方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12085元，发达省份最高可达45414元，欠发达省份最低7589元，相差近六倍②。其次，地方财政对高校的公共财政拨款普遍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内涵模糊化”现象[1]，产生绩效评价标准不一、问责主体模糊等问题，导致对投入效率进行合理评价的基础不牢。再者，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观努力程度不足，预算支出制定更倾向于刺激经济增长，具有短视性和功利性，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公共支出通常会被削减或者停滞[2]。那么，上述问题是否会抑制地方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同效应的产生？若考虑其他外部治理主体参与，是否存在多治理主体的协同效应？在政府主导的治理环境中，外部治理主体能否通过追逐自身利益诉求来间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根据各地不同的治理环境，合理安排地方普通高校的外部治理结构，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景。

　　根据Schultz等人的理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3]。刘青通过对已有文献综述后发现，政府在教育财政上加大投入，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GDP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4]。高等教育作为为经济实体输送优秀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应当得到政府在财政上的倾斜和支持。然而，政府作为高校的直接投资办学者，通过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将财产投入到高校，由此导致投入财产的低流动性，并且承担着财产投入后被乱用的风险，可见契约又是不完备的[5]。围绕怎样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一，运用菲德两部门模型探讨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部分学者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投入呈现出“负”外溢性[6-7]。对于这种负效应，王鹏和李明建议实行政府间高等教育财政横向转移支付，这样对平衡地区间高等教育财政水平的差距、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重要作用[6]。其二，开展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互动研究。赵树宽等认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和人力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且影响显著[8]。陈霞的研究表明，GDP与高等学校经费投入、专任教师数和在校生数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且高等学校经费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拉动作用[9]。许爱景通过引入省际面板数据解释了区域间影响的差异，研究从耦合协调的视角表明：短期内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投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也只在东部是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要原因；在长期内，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总体上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10]。

　　综上，现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研究对象未按投资主体进行分类，所有高校一概而论。投资主体是中央还是地方，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差异明显，对经济增长贡献也不相同。第二，忽略利益相关者的影响。随着高校规模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主体权利意识强化，高校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高教事业，其影响力不容忽视。若仅探讨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二元协同效应，会造成相关变量的遗漏。

　　针对以往文献的不足，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组成多元分析框架，检验我国东、中、西部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数据因果关系。研究中将代表家庭投入的学费和代表民间投入的其他总收入纳入模型以减少误差，并且充分考虑了地区间差异，由空间相关关系延伸到时间相关关系，组成符合认知心理学规律的因果分析框架，从东、中、西部因果关系中得到对应的协同效应模式，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为1999-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均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为避免二元模型遗漏变量导致伪回归，本研究选取四个变量建立多元分析框架：(1)描述经济增长的“人均实际GDP”(PGDP)，该数据由名义人均GDP和GDP平滑指数计算得出(以2000年不变价格为基础)。(2)代表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以下简称财政投入)的“生均财政性教育拨款”(PFA)。与中央直属高校不同，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政状况，难以为地方高校提供足够的资金，因此来自学生家庭的投入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对地方高校的影响不容忽视。(3)代表家庭投入的“生均学费”(PTF)。(4)代表民间投入的“其他总收入”(TOI)。其他总收入=事业收入-学杂费+其他收入+捐集资收入。为消除数据波动带来的异方差问题，对所有数据均取自然对数。由于需要分别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故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进行划分，即东部省份11个，中部省份8个，西部省份12个。

　　(二)研究方法

　　在各种对协同效应的合法性解释中，因果性解释似乎最为合理[11]。所谓因果关系就是两个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邻近性，以及相互间的恒常关系。因果性起源于时间关系，而时间关系又是空间关系的衍生，故空间关系实为探讨因果关系的逻辑起点。因此，本文旨在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通过一定的时间跨度(1999年至2011年)揭示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地域性差异的因果关系。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空间统计学中，相似事物或现象在空间上集聚的性质称之为空间自相关，空间上的相关性或关联性是自然界存在秩序与格局的原因之一[12]。本文利用空间统计学中Moran指数(见公式1)和Geary系数(见公式2)来检验指标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其中，Moran指数I反映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Geary系数用来判断空间数据是高值聚集还是低值聚集。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简单二进制邻接矩阵，即：如果第i个和第j个空间单元具有公共边界，则认为它们是邻居，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素为1，否则为0。

　　此外，利用Moran散点图来研究局部空间局部不稳定性。Moran散点图对空间滞后因子Wz和z数据对进行可视化图示，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于区域单元与其邻居之间四种类型的局部空间相关模式：第一、第三象限中观测值有正相关关系，表示相似观测值之间的空间联系，暗示可能存在相似值聚集；第二、第四象限中观测值有负相关关系，表示不同观测值之间的空间联系，暗示在某时间点可能存在空间异常。

　　2.基于动态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因果检验

　　本研究借鉴了Blackburne & Frank建立动态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13]，为避免遗漏变量引起的回归误差，建立如下多元分析模型方程组：

　　在上述方程组中，PGDPit表示经济增长变量，PFAit表示财政投入变量，PTFit代表家庭投入变量，TOIit则代表民间投入变量。λij、δij1、δij2、δij3、μi为系数，εit为残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