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科举废止是晚清社会的重大变革，在此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戊戌变法开始后，保守派、维新派、洋务派进行着“枪手博弈”。维新变法失败后，执掌中枢的保守派与民间乡绅维持着“智猪博弈”。晚清新政以后，洋务派重回权力中心，统治集团与八股乡绅进行着“斗鸡博弈”。这一博弈过程反映了晚清科举废止中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理性抉择。

　　关 键 词：科举废止 利益集团 博弈

　　作者简介：陈祥龙，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且相互影响的环境下做出最合理选择的科学。日常所分析的博弈大多是指非合作博弈，即人们相互作用时，并不能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尽管是非合作博弈，理性个体在对手做出选择之时总有一个对自己来说的最优选择，即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一个标准的博弈应当包括参与人、行为、信息、策略、次序、收益、结果、均衡八个方面。现实生活中的重复博弈则会在竞争中产生合作，当博弈双方都认识到对方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继续对自己实施报复或者博弈双方暂时具有共同利益时，博弈过程就会表现出合作的一面。当博弈双方矛盾比较尖锐时，博弈则更多地表现为竞争性，博弈的结果就变成一种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

　　晚清科举废止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可以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它们之间存在着模糊的界限。甲午海战以前，只是思想界内部的均衡被打破；戊戌时期，真正的博弈群体形成；晚清“新政”以后，科举变革的博弈走向实质性阶段。总体来说表现为求新者和复古者、新学人才和旧学士绅之间的多元动态重复博弈。西潮迫来以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及留学教育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但是他们数量有限，在笔者看来并未成为真正影响科举变革的博弈力量，他们的作用在于初步打破了相关利益方的均衡。真正的博弈从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开始，维新派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博弈群体，作为改革者他们首先向守旧派开战，两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此时的洋务派背负着甲午海战失败的“原罪”，更多地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这可视为一个“枪手博弈”的过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守旧派执掌中枢，恢复旧制，此时的科举变革陷入停滞；民间大量的八股书生由于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常态，沦为守旧派的群众基础——这一过程可视为二者之间的“智猪博弈”。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守旧者成为王权失误的替罪羊，从此无人敢称守旧，清廷开始艰难的“新政”，废科举培养新式人才成为清廷改革的重点，维新疆吏与民间八股书生进行了最后的“斗鸡博弈”，最终以八股书生的黯然退场结束。

　　一、“枪手博弈”：维新、守旧与洋务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不第，以布衣身份上书请求变法，因受到守旧派阻挠而无果，后刊行《新学伪经考》，编纂《孔子改制考》，名声渐隆。甲午海战以后，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逐渐成为维新派的领袖，维新派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维新派试图从变革八股入手推进改革，关于科举废止的博弈集团首次出现了重大变化，变革开始进入实质性博弈阶段。不管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严复等都秉持八股误国论，对八股进行激烈的抨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先于6月17日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指出立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等学校尽开徐废科举。又代宋伯鲁拟《请改八股为策论折》，并代拟《请催举经济特科片》。同日，再上《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6月19日，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6月20日，上《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6月30日，上《请废八股勿为所摇片》，再次敦促废八股。7月初，上《请开学校折》，提出广开学校以养人才。7月3日，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请开办大学堂，在各地普设学校，改书院淫祠为学堂。7月6日，上《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以一风气而育人才折》，倡议首场试时务策，二场试经史，停用试帖诗赋。梁启超则称：“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1]。严复则认为：“变法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有大害三：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2]。在这场关于八股废止的博弈中，主要涉及三大利益集团，他们是坚持废除八股的维新派、固守祖宗成法的守旧派和冷眼旁观的洋务派，这三者之间的博弈如同一个“枪手博弈”①的模型，而且其中守旧派与维新派势同水火，两者之间近似于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清季“大太后，小皇帝”的格局使得维新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维新派的学者们又将洋务派斥之门外，这进一步促使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和维新派悲惨的处境。

　　从史料来看，维新派的目的是国家富强，抵御外辱，他们的立论基础就是废八股，变科举，兴学堂以培育新式人才来改变中国。作为废八股的坚定支持者，康有为在变法伊始就屡次上书倡废八股，当其提议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时，他开始夸大新旧两派之间的距离，并强调“认为八股不可废之人，非自为衣食之谋，即为子孙之计”。他还极力怂恿光绪帝严令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3]。他幻想用政治高压的手段使守旧派屈服。守旧派在国难频危之时对时局亦非完全无知，但是他们或对新学无知，或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抑或是有一种“以夷化夏”的深层危机感，他们想不出解决国难的方法，只能固守祖宗成法，保持自身既得利益的合法性。正如罗志田所说：“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又必引起内乱，从而造成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将先生内乱而招外侮，然后亡国。虽然祸乱的总根源都是西力东渐，但在可能发生的当下祸源方面，新派以为外患已迫，而旧派认为内乱更急”[4]。思想意识和既得利益的不同，注定维新派与守旧派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相比之下，以洋务派为主的疆吏此时处境有些尴尬，甲午海战失败，“中兴三杰”之一的李鸿章背负着卖国的罪名，此时已经隐居幕后，闲置在家。名声卓著的张之洞因沙市教案留守湖北，远离京城，此时的洋务派处于“中衰”时期，他们对这时的政局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在“枪手博弈”的模型中，他们处于最弱势一方，坐收渔翁之利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在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中，其阶级性质和利益格局决定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就必须首先清除守旧派的阻挠，而守旧派背后有着规模庞大的乡绅集团和慈禧太后作后援。变法刚刚开始，荣禄就以大学士身份监管户部，刚毅调补协办大学士，任户部尚书，授崇礼为刑部尚书，守旧的汉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入内阁，守旧派在权利格局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也注定了维新派日后的命运。当废八股的政令受到阻挠而迟迟不能执行时，康有为等人认为这是以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对变法进行阻挠，于是他首先代宋伯鲁、杨深秀草拟了弹劾守旧礼臣许应骙的告状信，指责许应骙守旧愚谬，身为教育主管对科举改革心怀不满，多方阻挠，发出了向守旧派挑战的第一枪。许应骙很快向刚毅求救，并在刚毅的授意下进行了反击，对康有为的人品极力诋毁，并夸大他的政治野心，反击取得了一定效果，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由此开始[5]。正如马勇所言：“康有为在奏折中所讲述的道理已经不必再说，但他对那些‘守旧礼官’肆无忌惮地攻击实际上开启了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将那些原本并不怎样坚决反对新政的官僚用力推向了对立面，无形中增加了新政的难度”[6]。后来随着四军机章京的迅速提拔，制度局、懋勤殿的开设，裁撤大批冗署、冗员的消息又使京城人心惶惶。礼部六堂官的罢免好像坐实了这种种谣言，晚清旧贵族更加忍无可忍，这一系列措施被守旧派理解为康有为的政治野心，使他们忧心忡忡。作为一种竞争性极强的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走向激进是它必然的选择，退缩意味着损失极大。对康有为来说，从一个六品工部主事到一个领导全国变法的领导者，地位相差悬殊，而且一旦变法成功，他将创造一个不亚于管、诸再世的基业，也能实现一代中兴名臣的功业，这种梦幻前景对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极具诱惑力。对于守旧派来说，如果在维新派支持下，光绪帝完成变革，废除八股，改用西学取士，清满贵族的利益必将受到损害。二者的博弈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双赢的纳什均衡，一方的所得必然使另一方利益受损，随着晚清时局的变动，形势明显不利于维新派，维新派激进的选择又使他们更加被动。

　　戊戌变法期间，“枪手博弈”的过程中洋务派暂时处于劣势，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置身事外。这一时期洋务派最大的动作就是张之洞《劝学篇》的发表，从学术立场看，张之洞是康梁等人的坚决反对者，但是从改革倾向看他们却又同时主张向西方学习，变科举、兴学堂成为他们的共识。在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中，洋务派的法宝与维新派不谋而合，那就是西学。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选择却将洋务派推向了远离自己的方向。就晚清最有权势的李鸿章来说，他是倾向于西学的，很早就对八股取士不满，欲从科考中为洋务人才开辟一条新路。对于维新他充满热情，当强学会建立之时，他主动提出捐银两千两，却被维新派断然拒绝，因为维新的学者们不想与卖国贼为伍。其实就甲午海战来说，李鸿章应该算是替罪羊，战前作为北洋大臣的他是坚决的主和派。面对清流党的清议和士民的盲目乐观，再加上正义战争的激励作用，甲午海战还是开战了。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廷腐朽的政治，失败不可避免，李鸿章却来顶罪，受到上至公卿下至优伶的讥讽，退居幕后，成为决策失误的抵罪者。作为晚清重臣，再加上湘淮两系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李的实力不容小视，但是康梁等维新学者却缺乏必要的忍耐和政治智慧，维新派的急躁与盲目失去了李的同情。而另一位晚清洋务新秀张之洞可以说是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疆吏，很长一段时间内两者关系融洽。强学会建立时，张捐银四千两，后又对《时务报》大加赞扬，尤其对梁启超赞赏有加，并称之为“卓老”，梁氏亦受宠若惊并执弟子之礼。后来尽管因孔子纪年等问题两人多有龃龉，但多为学术见解上的不同。《时务报》汪梁之争等导致了维新派与张的不和，最终关系破裂。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引来了张氏对两湖维新派的屠戮。当张之洞《劝学篇》发表以后，梁启超对其评价是：“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着犹掩鼻而过之”[7]。痛恨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刘坤一的“奉行新政犹缓”的态度，维新的学者更加难以忍受，曾有康有为的弟子建议光绪帝杀一两个顽固老臣从而使政令畅通。学者们急切地盼望改革一蹴而就，从而实现康有为所说的“十年霸业可成”的美好前景，岂不知这使得他们腹背受敌，进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对“枪手博弈”来说，实力居中者最优的选择是与实力最弱者结盟，但是历史却很不幸，维新的学者们把枪口同时指向了守旧派与洋务派，加速了他们的失败。

　　二、“智猪博弈”：乡绅集团的选择

　　以往的科举分析中，在“倒放电影”②的模式下，新式人才由于学术霸权转化为话语霸权，受到了过分的关注。最近几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推进，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及研究视角的进一步下移，传统乡绅集团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晚清时期，乡绅集团大多还是沉迷于圣人语录、八股文章之中，但是当国难来临并有亡国灭种危机之时，他们大致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维新的同情者或者支持者③；另一类则是占据大多数的旧八股书生。旧知识分子大多身处内地，并未真正接触西学，他们出于爱国或者忠于儒家信仰的原因，竭力反对洋教，当听到戊戌变法欲废八股，从而毁掉他们的利禄之途时，他们不满意了，成为抵制变法的民间力量。当然这些中下层士人对维新的敌意与顽固派有所不同。正如张鸣所说：“这些人的动机，一半出于对急剧变化的形势的无奈，一半出于民族情绪的冲动，但是那个特殊情况下，他们对维新的敌意却难解难分的与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搅在了一起，成为反对变法者广大的群众基础”[8]。这一过程中，可以把八股书生组成的乡绅集团看成理性博弈的群体，他们的表现也符合智猪博弈中“弱者”的表现。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科举考试重启，民间的乡绅集团也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实现了与顽固派之间的“智猪博弈”④。不管他们的选择是出于无奈还是自身的算计，作为弱者，他们难以改变政策与时局，最好的选择就是努力成为政策的“搭便车”者，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八股取士的重新恢复使民间士人生活再次回复了平静，这一过程中他们作为无声的大多数其实也存在自己的选择，保持既有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充当“智猪”的表现，这一过程中，顽固派与八股书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即保持既有秩序的稳定，对待变革者他们的态度往往是敌视或者冷漠。当顽固派充当博弈群体的主导时，八股书生最好的选择就是充当搭便车的“智猪”角色。当八股书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关于科举的改革也就再次陷入停滞，这一过程也反映出了传统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以后，制度的“路径依赖”形成的强大阻力，使得改革变得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