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露茜，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保守主义实现全面复兴与现代化的时代。在其教育政策中，有五类控制模式发挥着作用：官僚控制——实现权力和权威关系的创建、稳定和规范化；专业控制——运用教师专业支配力量、教师专业权威和劝告机制来实现控制；政治控制——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学校；市场控制——用市场的观念来再定义与再阐释学校之中的“民主”；价值控制——通过“象征”、“常识”等社会文化符号来实现控制、表达权力。它们掩盖了保守主义所拥有的不平等的权力与控制的利益，并最终实现了保守主义统治权力的合法化。

　　关 键 词：美国 公共教育政策 控制模式 保守主义

　　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保守主义实现全面复兴与现代化的时代。保守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斗争，不仅要争夺经济的领导权，而且更要站在教育文化道德战线的最前沿。公共学校是保守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斗争中最为成功的一个领域。本文将在卢克斯和加凡特的权力三维模型的基础上，分析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领域中的控制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卢克斯和加凡特在总结已有的权力理论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权力的三维模型：“明确使用权力”、“依托于无形力量”和“形成自觉”。[1]据此，本文将保守主义对公共教育的控制力分为以下五类控制模式。(见下表)

　　一、官僚控制

　　在保守主义使用的诸多控制模式中，官僚控制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种控制模式，在教育领域，它属于内部控制力的一种。在权力三维模型中，政治控制属于“明确使用权力”一级，主要是依靠经济支配力量以及等级权威的力量来实现控制。

　　官僚控制，一方面，它是一种运作于明确的规章和程序基础之上的等级权威结构，具有以下显著特征：它将全体员工分成较小的单元，权威和责任明显分离，人员聘用主要根据其技术和专业资格来确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对员工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严格规定，确立科层晋级制度。在马克斯·韦伯描述的理想模式下，官僚控制是一种理性化的高效运作模式，高效是其本质特征与主旨。这是因为官僚控制不依赖于个人及其人格特征，而是完全依赖于常规化、非人性化的规章制度与集权化的权威等级，这极大地减少了个人对工作和组织运作效率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专门化、专业性、连续性和中央监督机制的力度。

　　但是，在现实环境中，要完全实现官僚控制的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实中的官僚控制大多是僵化的。它将窒息组织体制内雇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少数人统辖整个组织，会使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位居高职的人手中；还可能会使雇员产生过分谨慎的态度，极力希望维持现状而无意革新。也就是说，官僚控制的本质与主旨本身，既有可能保障组织效率，但同时又将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加强控制管理，从而降低组织效率。[2]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权力关系的典型。正如埃米尔·涂尔干所说的那样，如果同官僚制度打交道的人们没有“采取特定的态度、习惯、信仰和定位”，官僚制度就不能运作。对权威的合乎体统的态度，对专家合法性的适当信任，对所有的必要的准则和程序遵从的意愿，这些是权威持续的关键。[3]因此，官僚控制并不是停留在中立的技术层面上的，而是“一个伦理的建构，一个与道德和政府选择相关的术语”[4]。

　　官僚控制是一个“统治”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权力和权威关系的中心化和集中化”[5]，涉及“统治符号”的垄断与重组，其本质是关于权力和权威关系的创建、稳定和规范化。

　　在20世纪80年代，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全国课程”的政策文本的形成以及各个学科课程评价标准的出台，便标志着知识筛选过程中官僚控制的具体化。它通过形成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学区以及各级学科专业委员会的权威等级秩序，通过“让全州、全国能够广泛采用的目标”的设定，通过课程评价的标准化与中立化的伪装，使得官僚控制能够介入实现“公共利益”的全过程中，并打算通过严格的层级化权威等级制度让全州、全国的个体公民都对“真正的知识”达成统一的意见与理解。

　　因此，在“全国课程”的政策文本中，政府权力对“核心知识”与“共同文化”的维护与推崇，对代表社会主流与精英的知识观的保障，正是有赖于官僚控制。而要求建立全国性的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主张，也是如此，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新型官僚控制的形成。

　　倡导教师资格证和职业进阶制度，表面的代表是专业控制权力的教师委员会和各级教师协会，而在背后支撑这类制度的合法性的却是等级森严的官僚控制程序。它以一种僵化的、静态的、标准化的、专业化的政策文本，打断了动态的、无法标准化[6]的个体教师自身职业的发展过程；它以一种规章化的形式，取代了个体教师自身能力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

　　这样便形成了等级化的知识和公共学校机制，形成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概念——带领我们又回到了分等级的智力和启蒙的概念”[7]，而保守主义站在这个等级制度的制高点，推动着高度层级化的知识等级和学校管理权威等级的建构与形成，进而彰显了官僚程序的控制力。

　　二、专业控制

　　在明确使用权力维度中，还有一种控制模式得到了保守主义的极力倡导，这就是专业控制。在公共教育领域内，专业控制主要是指运用教师专业支配力量、教师专业权威和劝告机制来实现控制，诸如文凭制度、培训机制和专业行为规范制度的构建等，它属于教育领域内部控制力量的一种。教师的专业控制最典型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专业自主、专业自治和专业自觉。所谓专业自主，是指教师能自主决定日常教育教学行为，能在专业领域内自主制定决策，而不受学校中其他控制机制的干扰。所谓专业自治，是指教师专业团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不受“外行人”的控制，主要是让教师在人事聘用、任命、资源分配、监管、纪律、奖励等方面享有自治权。所谓专业自觉，是指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专业性有清晰的认识，明确教师专业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形成坚定的教师专业信念和崇高的专业理想，主动维护教师专业的声誉等。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教师在教学领域的专业控制主要是以福利主义或直接民主控制的形式展开的，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这种控制力并不是由个体教师来行使的，而是与官僚控制杂糅在一起，直接接受层层向上的“公共权威”的领导。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主义提出了“赋权教师专业权威”的主张，美国的教师专业控制才越来越快地形成一股得到官方认可的、独立的、专门的社会控制力量。

　　实现教师的“专业控制”具有多重属性，在不同的政治议程中、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它将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8]一方面，从抽象的“词语”形式上看，在公共学校系统中实现教师赋权，实现教师的专业控制力，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将极大地提高教师的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对抗僵化了的官僚控制，有益于提高学生成绩，实现学生个人的充分发展。但另一方面，在保守主义对“授权教师”的具体化过程中，它又被“公共权威”所利用，不得不与官僚控制合流，以控制教师，使得教师成了政策的对象，而不是教师专业的参与者，这就使得“教师赋权”、“教师专业控制”对教师个体而言成了一场海市蜃楼。保守主义倡导的所谓的“教师专业权威控制”，实际上并没有给教师一种强烈的被赋权的感觉。在一些地方，赋权与分权甚至成了“以压力促管理”的一种形式。在那些所谓的“已经被赋权了的”被调查教师中，他们常常谈及劳累、易怒、消沉、睡眠不好、饮酒增多、偶尔在教师休息室哭泣以及因无暇顾及家庭而产生一种负罪感；教师们“无望地搜寻着点滴时间，以便将无限的活动安排到这点滴时间之中”，“匆匆地冲向厕所”，“急忙抓起一杯咖啡”。[9]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到特定压力集团的影响，这证明“公共权威”本身才是最大的、最“斗不过”的“工会”。因此，保守主义倡导的“授权教师”，实际上成了在“垂直分裂”的过程中从中央向单位个体转嫁危机的一种方式。[10]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试图在市场驱动和消费者的选择机制下，建立起专业主义或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由此形成一套“一体化的专业主义”[11]来取代专业自主、专业自治和专业自觉，进而使得“授权教师”、“专业控制”成了“官方控制”、“集权控制”的另一种“更加优雅的说法”。

　　三、政治控制

　　公共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组织和管理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共学校是一种政治机制，其经费、资源都是由税收和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来负责分配或调拨的，这就是在公共教育领域内滋生政治控制的温床。在权力的三维模型中，政治控制属于第二层次，即“依托无形力量”——西方社会普遍认同的民主选举、任命规则来实现控制。

　　政治控制的基本理念就是要把位于政治等级阶梯顶层——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学校，公共学校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完成统治阶级希望完成的任务，因此，可以说，学校内部的一切事务——教育目标的设定、教科书的选择、教师的培训与任命、教学方式的考量、学费的厘定等，从本质上看，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都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们来决定的。例如，对“全国课程”和“特许学校”的支持与肯定以及它们合法地位的获得，从根本来说，都来自华盛顿的首肯。甚至连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教育改革的发起，都来自“天字第一号”。难怪伯利纳和比德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只不过是一场“人造危机”。[12]

　　对学校而言，政治控制是一种外部控制力，是外在于教师与学生个体的。[13]政治控制是通过“职位—权力”的互动关联来实现的，其合法性来自于“民主的”选举结果，是由各级地方教育委员会、各级学监、督学、联邦教育部部长等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着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以及意识形态阵营的“教育政治家”们来行使的。因此，在“教育政治家”群体中，他们必然遵循一定的规章采取行动来实现其代理人的利益。作为管理着公共学校这个社会公共部门的官员，他们积极扩大开支、扩展自己的权威和管理控制权，同时，他们也促使学校以外的势力对学校加以控制。虽然他们尽力将自己粉饰成“非政治化”的专家，[14]向往更美好的、更理想的、更理性的、更公正的教育景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只是热衷于将公共教育正式化、程序化、规则化，并对其实施政治控制。另外，州议会与地方学区在学校经费与资源的划拨方面进行的激烈政治争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保守主义势力在公共教育领域内施加的政治控制。[15]由此可见，虽然保守主义曾激烈地批判现有公共学校中民主政治与科层制相勾结的现象，尽管保守主义都将公共学校中“大面积的学业失败”归结于此，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却是保守主义自身也彰显着他们所批判的政治控制力。

　　最后，由于政治控制本身具有不稳定性，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选举的变化，某一个利益集团必然无法长久地保持其优势地位。因此，政治控制往往需要与官僚控制相勾结，用官僚控制的超稳定性结构来弥补政治控制的不稳定性，继而实现对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