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丰，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北京　100732；刘雨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CSS 2011年调查数据，分析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就业、婚姻和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两类人群后续的生命事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差异的消失或者缩小是由个人在关键生命事件中获得的后致因素所决定的，考虑到生命事件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两类人群身上体现出后致因素替代先赋因素的规律。

　　关 键 词：独生子女 高等教育 差异

　　一、研究背景

　　第一代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独生子女，大多已经离开学校，步入社会，进入人力资本的增量期和结婚生育期[1]。有学者推算，至2009年，我国0～18岁独生子女总量大约在1.1亿人左右[2]，独生子女从一个被视为新现象的少数群体，已经过渡成为社会青年一代中的主流群体。从个人生命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独生子女步入成年，他们的教育状况、婚姻家庭、就业和职业流动状况都值得广泛关注。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持续了30余年之久。风笑天在其《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过往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在独生子女话题上存在十个研究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进入成年之前[3]。从风笑天对这些议题的类型划分可以看到，独生子女研究的拓展是伴随着独生子女生命历程的推移而进行的，从儿童期为主的心理研究到青少年期之后的社会化研究，是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基本脉络。

　　无论是关注独生子女儿童时期的性格特点，还是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家庭和事业，始终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是否存有差异。尽管风笑天总结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性格特征上大体呈现“年龄越小差异越大、年龄越大差异越小”的趋势[4]；但他也承认步入社会之后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仍存有差异。而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来看，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在关键生命事件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是最容易被发现和研究的，故而，本文试图在延续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跟进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关键生命事件上体现出来的差异，特别是前一生命事件(如接受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后续生命事件中(就业、婚姻和职业流动)影响的差异，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家庭影响因素和生命历程因果关系链，从而进一步推进独生子女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

　　西方家庭中只生一胎的现象并不普遍，独生子女难以形成主流群体，但他们仍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其研究核心问题与中国学者一样：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西方语境下，one child或者single child是夫妻双方在自主意愿下所做出的生育选择，故而学者们对西方独生子女的研究侧重家庭内部策略的探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贝克尔的家庭生育理论，他把生育子女看做一种理性行为[5]。考虑到西方社会独生子女的产生完全是家庭内部决策的结果，这也决定了西方社会中的独生子女群体与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群体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因而从社会结构层次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进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

　　西方学者研究独生子女的主要方向是家庭影响，即从家庭子女数和出生序列的角度研究独生子女的心智及成就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家庭资源稀缺理论”(Resource Dilution Hypothesis)和“汇流模型”(Confluence Model)。“家庭资源稀缺理论”认为家庭中子女数量增多，则意味着每个孩子所获得的资源会减少，父母难以给每个人同样的培育、照顾和金钱投入[6]。因此，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关注，被寄予了更高的成就期望，有着更多非独生子女难以比拟的资源。同样，在“汇流模型”中，扎琼克(Zajonc)和马库斯(Markus)认为儿童的智力成长和家庭背景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子女的智力发育水平取决于家庭中其他成员智力的平均水平[7]。“家庭资源稀缺理论”和“汇流模型”都强调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影响，两种理论都力图说明家庭规模的大小对子女在资源上的获得有重要作用。

　　在个体层面上，西方学者早期对独生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独生子女心理特征的探讨，独生子女被冠以诸如“以自我为中心，依赖性强，喜怒无常，不合群……”等负面评价，使社会大众对于这样的生育选择望而却步[8]。托尼·法布尔(Toni Falbo)和他的团队在长期的研究中，通过数理统计、心理分析和计算机软件，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参照实验和对比分析，改变了对独生子女有失公正的看法，他们总结成年后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显著性差异，同时，独生子女还在学习成就等方面具备更强的进取心[9]。针对独生子女成年后的状况，托尼·法布尔又考察了在职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表现，他列出三种与成就有关的归纳资料：已婚妇女就业经历、妻子和丈夫的职业性质、家庭收入的水平。研究认为，除了在教育、结婚年龄等方面有差异之外，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0]。

　　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独生子女的产生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策略的结果，同时也是生育政策严格限制的结果，且生育政策并非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依托于既存的社会结构，即生育政策具有明显的城乡、地区差异[11]，因而，中国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比西方社会的情况更为复杂。有学者认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本身涵盖了诸多的社会内容，包括社会、家庭、个人等不同层面的因素都可能影响两者之间的差异[12]。

　　实际上，近年来学者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中所有的关键生命事件，例如升学、毕业、就业、结婚生育等展开了一些研究。大量的讨论集中在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13～16]，以及和上一辈之间的代际关系上[17～20]。在关于独生子女教育获得的讨论中，王晓焘通过2007年12个城市青年发展状况调查，得出家庭规模对孩子教育获得存在负向影响的结论，认为独生子女的教育获得普遍高于非独生子女[21]。肖富群则重点考察了农村青年独生子女的就业特征，认为独生子女具备在教育获得方面的明显优势，并强化了其就业优势[22]。在就业和职业适应上，风笑天和王小璐认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23]。

　　可见，现实中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步入成年期，研究者们获得了研究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关键生命事件上差异的机会，但学者们多受研究数据的限制，较少关注前一关键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历程的影响，从而未能实现全面地审视和比较独生子女群体与非独生子女群体当下发展状况和差异的研究目的。所谓关键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历程的影响就是，将按照时间序列发生的关键生命事件视为连续因果链，前一生命事件的结果会改变后续的生命历程。比如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家庭背景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学业上的成就；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家庭背景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可能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如果家庭背景影响会不断强化和扩大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那么家庭背景的影响就会转化为整个生命历程的影响。而本文恰恰希望在调查数据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教育获得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研究教育获得对就业、婚姻、职业流动的影响，并检验生命历程中的因果关系链是否存在。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独生子女队列年龄的可观察性，本文按照生命历程的一般规律，选择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就业收入、婚姻和职业流动等关键生命事件作为分析对象，以检验社会结构、家庭背景和生命事件的影响。

　　在研究设计时，我们试图厘清社会家庭背景的决定作用和生命历程影响作用的不同。首先，为了区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所处的社会结构差异，我们选择独生子女出生时的户籍性质作为社会结构变量，即假定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能够代表人口所处社会位置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其次，我们选择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背景变量。事实上，父母受教育程度除了属于家庭变量之外，还包含了一些遗传禀赋的考虑，即假定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智力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时，父母的智力发展水平能够对子女的智力发展水平产生较大决定作用，且影响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最后，我们试图检验前一关键生命事件对后续生命事件的影响，比如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婚姻、收入的影响，尤其是收入。因为根据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趋于公平，高等教育普及往往被视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但高等教育普及本身并不可能改变一个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成长阶段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也就是先赋因素，它改变的是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生命历程，也就是后致因素。故而，可以认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本身是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关键生命事件。就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而言，如果我们承认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社会和家庭背景上存在先赋差异，那么在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能否消除社会和家庭等环境的先赋差异，也是本文关注的要点之一。

　　本文的分析思路是：第一步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几率上的差异。考虑到在子女进入大学之前，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影响不可忽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比较明显，因此，重点分析社会和家庭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的影响。第二步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在初职收入和婚姻年龄分布上的差异。考虑到除了固有的社会和家庭背景外，教育状况也是影响收入和婚姻年龄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重点观察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收入和婚姻年龄差异的影响。第三步是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就业后职业流动的状况。如果非独生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几率低的情况下，又无法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那么势必会出现社会流动性的丧失，独生子女会进一步巩固之前获得的优势，导致社会结构的固化和新的不平等。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我们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假设1：家庭背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有显著影响。

　　假设2：家庭背景和接受高等教育导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职业收入差异。

　　假设3：接受高等教育对形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结婚年龄差异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背景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向上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1年7～11月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11)。该调查在全国通过PPS抽样，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个县(市、区)的480个村居，共入户访问了7036位年满18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为了重点检验当代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教育、职业收入和婚姻年龄上的差异，我们选择年龄处于20～34岁之间的被调查者，共计1396个有效样本，其中已婚的样本为922个。其样本特征分布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