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渊基，湖南省社科联助理研究员，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哲学、农村发展研究，湖南　长沙　410003

　　内容提要：生命教育由美国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正式提出并实践，然后向世界各国辐射扩展。生命教育的缘起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即美国社会种种负面现象以及死亡教育的兴起。近半个世纪来，生命教育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广泛实施。20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引入生命教育并开展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随后，生命教育亦成为中国大陆教育界的重要议题，其发展大致经历了教育忧思与本土探索、学术诠释与学科界定、理论热兴与实践探求、国家战略与全新发展等四个相对区分的阶段。面向未来，应提出“大生命教育”构想，倡议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善待生命、成全生命。未来生命教育完全可以回应时代呼声，助力人格培养，提升公民素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造福整个人类社会。

　　关 键 词：生命教育 缘起 演进 大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最早于1968年正式提出并实践，然后由大洋洲、欧洲再扩展至世界各地。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生命教育，在理论研究和课程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介绍港台经验的基础上，经由部分学者的诠释、呼吁和教育工作者、民间团体的实践，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发动，中国大陆生命教育一步步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和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近半个世纪来，国外不少国家开展了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生命教育实践，虽然开始的时间、发展过程以及课程设置、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但都为公民教育、人格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综合分析和考察各类文献和生命教育实践，对生命教育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中国的缘起和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大生命教育”构想，以期能为未来生命教育的发展做些贡献。

　　一、生命教育的提出及其社会根源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美国杰·唐纳·华特士(J. Donald Walters)最早提出“生命教育”(Education for Life)。1968年，华特士在加州北部内华达山脚下创建“阿南达智慧生活学校”(Ananda Living Wisdom School)，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就是学习，生命是一种体验，人人都致力于探索蕴涵在生命教育中的原则，并遵循这些原则生活。1986年，华特士出版《生命教育：与孩子一同迎向人生挑战》一书，拓展了学校教育的内涵，认为教育是融书本学习和人生体验于一体的过程，应该让身、心、灵兼备的生命态度成为未来教育的新元素。“孩子们所学习的是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只是如何找到一份工作、一种职业；他们必须懂得如何明智、快乐而且成功地生活，而不违背自己内在深层的需求；当然，更不会执著于金钱和权力。”[1]

　　当然，1964年日本学者谷口雅春出版的《生命的实相》一书，已经涉及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不过，他没有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如果再往前溯，生命教育还可追溯到1903年法国生物学家Elie Metchnikoff提出的Thanatology(死亡学)概念和1928年起在美国开始的“死亡教育”研究。1928年，John C. Gebhart发表一篇对美国丧礼及殡仪馆进行评价的文章，开死亡教育研究之先声；1940年，Sylvia Anthony著书探讨儿童的死亡概念；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死亡觉醒运动”。[2]此后，Herman Feifel于1959年出版第一部死亡教育著作《死亡的意义》，“死亡教育”逐渐演变成为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生死教育”。[3]

　　从华特士提出生命教育的时间来看，正好处于美国死亡教育走向兴盛的时段。美国学者为什么对死亡问题这么感兴趣呢？这还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对残酷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进行反思，同时，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能源紧缺、粮食危机等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也受到更多关注。20世纪20年代开始或者更早，美国社会的自杀、他杀现象尤其是青少年的自杀现象日益严重，且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吸毒、堕胎、性危机、安乐死等医学伦理问题日益突出；青少年和艾滋病、癌症等重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问题越发普遍，更不用说青少年对人生的困顿与迷茫了。因此肖川认为，“生命教育”一词原本是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作为社会中的吸毒、自杀、他杀、性危机等危害生命的现象的对策而出现的，起初是死亡教育的形式。[4]郑晓江也持类似观点。[2]可见，生命教育是在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的现实背景下，在死亡教育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基础上出现的，美国社会种种反生命和消解生命的现象，正是生命教育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根源。

　　二、生命教育在国外的发展概况

　　生命教育在美国起源并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辐射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借鉴、转换和继承、创新的过程。

　　在美国，生命教育最突出特点就是与“死亡教育”融为一体。Herman Feifel发表《死亡的意义》之后，1963年Robert Fulton在明尼苏达州开设大学第一门正规死亡教育课程；1970年，第一次死亡教育研讨会在明尼苏达州的哈姆莱恩大学举行；1976年美国成立了死亡教育与谘商协会，还进行“死亡教育师”和“悲伤谘商师”认证。[3]1977年，美国《死亡教育》杂志创刊，Leviton在首期刊文将死亡教育定义为“向社会大众传达适当的死亡相关知识，并因此造成人们在态度和行为上有所转变的一种持续的过程”[2]。从实践来看，美国生命教育方式灵活，如通过互联网及电子传媒推动，还有Life Skill Ministry等专门训练青少年生活技能的机构。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小学生命教育已基本普及。目前美国生命教育大致分为人格教育、迎接生命挑战的教育、情绪教育三类，对于孩子提出的死亡问题，家长会直截了当地回答。孩子们还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到郊外专为绝症患者提供善终服务的宁养院，把花瓣轻轻撒向临终者的床榻，微笑着目送患者告别人世。[5]

　　日本的生命教育可以追溯到1964年谷口雅春出版《生命的实相》。1989年日本新版《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日本教育界还提出“余裕教育”理念，试图将学生从应试教育中彻底解放出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恢复孩子天真烂漫的本性，让他们学会如何做人。[5]“余裕教育”的口号是“热爱生命，选择坚强”，旨在让青少年认识生命的美好和重要，能面对并承受挫折，更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他们认为，热爱生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热爱其他生命。为此，他们鼓励学生经常到牧场体验生活，甚至建议把中小学体验农村生活变为“必修课”。[6]

　　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主要缘起于反毒品。1974年，针对当时青少年吸毒并致死这一社会问题，牧师Rev. Ted Noffs正式提出“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的概念，并于1979年在悉尼成立“生命教育中心”，协助学校进行反毒品教育。该中心后来发展成一个国际性机构，成为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中的一员。[7]该中心认为，对青少年开展“生命教育”，培养他们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创设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是防患于未然之道。如今，澳大利亚中小学普遍设有生命教育中心，有详细的生命教育目标。[5]

　　新西兰的生命教育也是从非政府组织开始的。1988年，新西兰成立非营利性机构“生命教育(计划)”，次年得到时任总理David Lange的签署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组织致力于“教会学生认识到世界、个人与其他人的奇妙之处，指引他们充分认识和发挥自己的潜能”。经过多年教育实践，该组织已经探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课程模式，涵盖五个方面：自尊、社会交往、人体构造、食物及其营养以及物质认识。[8]新西兰还有专门的生命教育基金会，服务对象是5—12岁的学生，课程包括校内和回家功课，重点是如何“照顾身体”。

　　英国的生命教育直接源自澳洲。1986年威尔士王子访问澳洲之后，在英联邦14个地方都建立了沿袭澳洲生命教育中心的慈善性机构。不过早在此前，英国的PSHCE计划已经开始实践生命教育理念，主要是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进行健康、药物(包括毒品防治)和生活选择等方面的教育。[9]英国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培养与全人关怀的教育，以学生灵性、道德、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目标，它和公民教育虽然名称有异，但在教育理念、内涵外延和追求的目标等许多方面一致，是围绕并伴随公民教育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有人认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65年Joseph Priestly发表《论一种旨在文明而积极生活的自由教育课程》，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跨领域课程阶段和正式课程阶段。[10]

　　德国对生命教育的理解是“死亡的准备教育”和“善良教育”。“死亡的准备教育”重在引导人们以坦然、明智的态度面对死神的挑战；“善良教育”重视对学生善良品质的培养，主要内容有“爱护动物”、“同情弱者”、“宽容待人”和“唾弃暴力”。[6]在实现途径上，德国生命教育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辅之以社会实践活动，在不同学科和不同形式的教学中体现。[5]

　　瑞典常引以为豪地认为他们的生命教育有百年历史，因为在一百年前，瑞典著名女教育家爱伦·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一书，弘扬以儿童为幸福、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念。这似乎与现代生命教育是吻合的。的确，瑞典生命教育向来以态度开明著称。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老师就会让孩子们摸着孕妇的肚子，然后给他们讲人是怎么出生的，让孩子懂得什么是生命。此外，瑞典小学生还被允许到太平间与遗体接触，同时被告知一个人死亡对自己、对亲人意味着什么。[5]

　　俄罗斯的生命教育是与安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政府重视、法律保障、目标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理论联系实际、各方有效合作等方面。1991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颁发《253号决议》规定自1991年9月1日起在普通教育机构的2、3、6、7、10和11年级开设生命安全基础知识课程；1994年，俄罗斯教育部建议在普通教育机构1—11年级全部开设生命安全基础知识课程；2003年，新修订的《俄罗斯普通教育国家标准》把生命安全基础知识课程作为必修课程。[11]

　　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印度佛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实质。耐人寻味的是，华特士曾在印度学习，他创办的生命教育学校即以其导师名字命名。学诚法师曾以《佛教是一种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为题开示，认为：“佛教的本质是要教育、教导、教化众生，使众生从迷的世界逐步进入悟的世界，因此佛教是一种系统的、完整的生命教育，释迦牟尼佛是这个系统、完整生命教育的创始人。”印度的佛教提倡尊重生命，这里的生命就是指一切生物界的生命。在这方面，佛教提出无情有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慈悲三个理念。[12]

　　此外，加拿大成立了生命教育协会，从2010年就开始资助西南民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14年2月正式在该校设立“大学生助学助人关爱项目”，2011年曾在四川大学附小清水河分校开展生命教育交流活动。非洲成立了阿弥陀佛关怀中心，为慧礼法师创立，主要致力于人道关怀、慈善救济、孤儿助养及生命教育，举办各类生命教育体验营。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特别注重人文和社会意义，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协会明确指出：“高等教育不是用来培养未来的技术型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捍卫人权、崇尚民主、有道德感和和平观的社会公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