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高考改革之现实审思与理论分析

　　作者简介：刘盾，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刘盾，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招生与考试改革、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自高考恢复以来，考试科目由分科走向选考，考试次数由一次趋于两次，赋分方式由分数制逐渐转为等级制。不过，新的选考设计、一年两考、等级赋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自主性、减轻了学业压力、给予了科学的成绩判定？运用博弈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进行分析，也发现其中存在着复杂性、投机性与不可靠性等问题。为攻克难题、化解矛盾，建议科学设定高校选考要求，发挥一流大学引领作用，规范高中教学管理，完善走班制度建设，强化自主选择理念，优化等级赋分制度。

　　关 键 词：高考改革 考试科目 考试次数 等级赋分 博弈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高考制度改革研究”(16JJD880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世界一流大学多样化招生政策研究”(13JJD880011)。

　　2014年开启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重大改革。浙江、上海发挥带头作用，率先着手推进。不过，两地在探索、试新的过程中，也的确遇到不小困难，出现若干问题。新高考的考试科目、次数、赋分方式等更是引发师生、家长、大众媒体、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与思考，各界对此展开持续不断的讨论，其中亦存在不少争议与质疑。我们聚焦新高考的考试部分，以考试科目、次数及赋分方式为重点，试图厘清历史变迁，审视当前问题，运用经典理论分析其实质所在，进而提出若干深化改革的建议。

　　一、历史回顾与路径变迁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高考考试科目、次数、赋分方式的改革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回顾并厘清此三方面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深入理解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创新所在，并有助于后文的层层展开、逐步分析。

　　首先，高考科目经历了由分科到选考、由刚性到自主的变迁之路。自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考科目的设置演变主要历经五大阶段[1]。第一阶段(1977年-1987年)：逐渐形成文科考六门、理科考七门的“文六理七”模式，统考科目为语文、外语、政治、数学，文史类考生考历史、地理，理工类考生考物理、化学、生物。第二阶段(1988年-1998年)：逐渐形成会考基础上的高考“3+2”模式，“3”指统考科目的语文、数学、外语，“2”指非统考科目，同时期存在的还有上海的“3+1”方案，湖南、云南、海南的“三南方案”等。第三阶段(1999年-2006年)：探索并实行“3+X”模式，“3”仍为语文、数学、外语，“X”为综合科目且分小综合(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大综合(文理综合)等不同类型。第四阶段(2007年-2014年)：各省市继续探索新课改基础上的“3+X”模式，较之以往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第五阶段(2014年之后)：新高考改革提出了“3+3”的新高考模式，考生参加语文、数学、外语以及3门选考科目的考试。①可见，高考的科目设置由文理分科走向自主选考，由统一而刚性逐渐变为多元而自主。

　　其次，考试次数的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由一次趋于两次、由一点趋于多面。关于考试次数的改革，最初是从英语听力测试部分开始试行的。2008年，浙江省颁布《浙江省新课改高考方案》，决定于2009年重新实施高考英语听力测试，并改一次考试为两次考试。方案规定：“英语听力测试单独安排，全省统考，使用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二级)听力试卷，且一年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学生自主决定参加考试的时间和次数(一次或两次)，并从中选择一次考试成绩计入总分，成绩两年有效。”2010年，天津市也对英语听力测试进行了改革，其一次性为考生提供A、B两套试卷，考生选择应答一套或两套都答，并取其中得分较高者计入总成绩。后来，云南(2011年)、贵州(2013年)、重庆(2014年)等地先后借鉴浙江省的改革办法，采用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二级)听力试卷，实行英语听力一年两考。[2]新一轮高考改革之后，浙江省除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之外，会考、选考、高考英语皆提供两次考试机会，选其中分数较高者计入考生总成绩。②整体而言，考试次数改革体现了次数增多、机会增大、由点到面、逐步扩散的鲜明特征。

　　此外，赋分方式由分数制逐渐转向等级制，以适应新一轮改革的变化与需求。本次改革之前，高考各个科目都采用分数制评分。改革之后，选考科目采用等级赋分制。相比而言，分数制划分细致、区分度高，但也因此而饱受诟病，因为分数制的实行逐渐导致“唯分数论”的甚嚣尘上，师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分数过度重视，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让人担忧。等级赋分制的层级划分相对宽泛，区分度低，有利于淡化教师与学生对分数的追求，缓解各方的心理压力，从而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更好成长。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及地区都采用等级制的升学考试，譬如英国的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考试A-Level(等级分为A*、A、B、C、D、E)③、韩国的大学修业能力考试(等级分为9-1)、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高中毕业证书会考”(等级分为6-1)、我国香港的中学文凭考试(等级分为5**、5*、5、4、3、2、1)等。而且，新高考改革的一大趋势是一年两考，如当前浙江的学考④与选考都为考生提供两次机会。两次考试的内容与难度不可能相同，单纯的分数无法有效表达成绩结果，等级赋分制的引入有助于突破这一阻碍、解决这一难题。

　　二、现实审视与问题解构

　　新高考改革在发挥正向功能与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与矛盾，引起不少师生、家长、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的关注。政府部门也日益认识到本次改革的复杂性，专门就此举办会议开展研讨、组织专家调研。下文对当前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审视与分析。

　　(一)选考设计是否增进自主、促进均衡？

　　在新高考改革中，上海的选考设计为6门中选3门，浙江的选考设计为7门中选3门。⑤对大多高中生而言，自高一入学起就要计划并决定自己今后将要选择哪3门科目。然而，刚刚升入高一的他们对未来想要考取的高校、进入的专业、步入社会后的工作职业等都尚不清楚，他们很难对此作出清晰而有效的规划安排。浙江省教育厅曾专门组建巡查组，调查发现：多数学校会让学生在高一下学期结束之前确定3门选考科目，并提供极个别的调整名额，其中部分学校甚至让学生确定选考科目后重新组班，不仅打乱了原来的班级体制，也限制了学生的选择，这与改革的初衷相违背。[3]

　　事实上，大多家长亦对此深感困惑、较为茫然，他们并不很清楚孩子的真实需要以及教育、社会的未来发展及趋势。正因如此，学校与各科教师很可能会对高中生的科目选择起到主导作用，不少学生与家长也会选择依赖与跟从。这样的做法没有顾及学生个体的兴趣爱好、个性特点，忽视了不同学生的未来专业选择以及步入社会的职场规划。目前，一些高中为发挥自身名师资源与擅长科目的优势力量，为学生专门设定几种科目组合，让学生在限定范围内自行挑选。[4]至于其他科目，限于考试得分难度与自身教育实力等，则不向学生开放。这种做法虽改变了之前的“文理套餐”，却转向现在的“限定套餐”，是一种不合理的教育设计，既湮灭了学生的自主性、决策权，也扭曲了“突破学科界限、实现自由选考”的改革初衷。

　　依据当前统计，在2017年拟在浙江招生的高校不同专业(类)对选考科目提出的要求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物理，涉及专业(类)81％；其次是化学，涉及64％；再次是技术，涉及36％；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分别涉及32％、19％、15％、13％。从可报考的专业(类)比率来看，考生选考物理可达到91％，化学达到83.5％，技术达到70.6％，生物达到68.8％，历史达到62.8％，地理达到60.9％，政治达到59.7％。[5]2017年上海高校不同专业(类)也已提出对选考科目的要求。据统计，在3门科目组合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是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涉及217个专业(类)，其次是物理、化学、地理，涉及22个专业(类)。在所有专业(类)对选考科目提出的要求中，出现最多的是物理，涉及415个，占专业(类)总数的37.9％；其次是化学，涉及337个，占30.7％；再次是生命科学，涉及222个，占20.3％；地理、历史、思想政治分别涉及47个、41个、26个。[6]可见，各校各专业对科目的要求明显“推崇理科、弱化文科”。试问这样一种对理科的选择、信任及对文科的排除、摒弃，难道不会影响未来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学科的均衡发展及人才的均衡分布吗？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