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其南（1945-），男，浙江安吉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 温州 325014）。

　　内容提要：古代文献中的谶谣绝大部分都是童谣，因为在那时的人们觉得儿童与自然近，与“天”通，“天意”能借儿童的无意识话语泄露出来，人们可经由童谣窥测“天意”。这将童谣与一般民谣区分开来，启发和推动了童谣和儿童文学的自觉，但也由于谶纬的过度神秘化和直接的工具意识使童谣的艺术本性受到压制。

　　关 键 词：童谣 谶谣 儿童文学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长的身体维度——当代少儿文学中的身体叙事”（14NDJC090YB）。

　　在中国文化史上，民谣、童谣和谶纬的关系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以谣的形式出现的谶纬称“谶谣”。谢贵安说：“谶谣是把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通俗流行性结合起来的一种具有预言性的神秘歌谣。”[1]吕肖奂说：“谶谣是谶纬借用了民谣的通俗，或者说民谣借用了谶纬的神秘，从而加速传播的一种特殊的民间文体形式。”[2]看法大体相近。谶谣出现的时间早、覆盖面广、影响大，不只影响到文学、文化，而且深入地影响到政治、社会生活，历史上还曾有因一首谶谣引起凶杀、叛乱以致整个社会动荡的记载。

　　对谶谣的关注和研究在很早的时候便已有记载。古代皇帝派人到民间采风，采集到谶谣后要分析、应对、利用，这些都可以说是研究。一些古代术士、阴谋家、大臣，利用谶谣向皇帝预言凶吉福祸，引导皇帝犯错误或劝戒皇帝不犯错误，从现在的观点看，都是有意无意的症候阅读、症候批评。20世纪初，周作人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民谣、童谣，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发掘出《晋书·天文志》等书中有关谶谣、谶谣与童谣关系的论述，[3]开现代文论有关谶谣研究之先河（但其关于谶纬对童谣影响的过分否定又对人们关于童谣、童谣与谶纬关系的认识形成负面引导）。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有关谶谣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如钟肇鹏的《谶纬论略》、吕肖奂的《中国古代民谣研究》、谢贵安的《中国谶纬文化研究》、吴承学的《论谣谶与诗谶》等专著和论文，将人们对谶谣、谶谣与民谣童谣关系的认识推进到新的层次。本文不打算参与有关谶谣的产生、发展以及具体谶谣的含义等问题的讨论，只想就谶谣与童谣的关系谈一些自己的理解，主要属于对童谣而非谶纬、谶谣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民谣研究》中，吕肖奂将古代民谣区分为“风谣”和“谶谣”两部分。风谣反映民风民俗，讽怨时政，属于较为世俗化、社会化的作品；谶谣则与谶纬相联系，主要是谶纬学的一部分。作者没有言及童谣，更未直接说明风谣、谶谣和童谣的关系，但认为：“谶谣的最重要内容，并非成年人具有理性的民谣，而是未成年人的非理性童谣，二十五史中有关历史政治事件及自然灾害的谶谣，大约三分之二是童谣，童谣的预示性不仅超过一般民谣，而且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想象。”[2]似乎是将童谣主要划归谶谣，或认为童谣就是谶谣了。这是需要进一步辨正的。

　　谶谣和童谣是按不同标准划分的民谣类型。将民谣分为风谣和谶谣，着眼的是它们内容和功能上的不同；将民谣区分为成人的民间歌谣和童谣，着眼的是歌谣的参与者、接受者、传播范围等的不同。这里确实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远古时代，巫风炽盛，世俗生活的领域还很狭小，整个社会的思维具有童年性，以致看上去谶谣就是童谣、童谣就是谶谣，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合二为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会的到来，世俗社会与巫术信仰分离，世俗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以及文学自身的自觉，童谣也渐渐扩大了它的世俗化成分，越到后来，这种特征越明显。从现在的观点看，古代童谣作为一个整体，更接近风谣而非谶谣。这主要从二者内容上的不同表现出来。

　　风谣是较为世俗化、社会化的民谣作品。在《风谣分类整理》中，吕肖奂按内容将风谣分成“颂谣”“怨谣”“风土谣”以及“近似于谣的讴、歌、语”等，每一类型中都有一些适合儿童接受的近似童谣的作品，其中以“怨谣”和“风土谣”中为最多。“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蝇。”语出《抱朴子》，当是当时某种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写环境；“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写服饰、风俗。更多的，还是写教育、写儿童生活，特别是儿童的游戏生活。正统史书收录的这类童谣不多，倒是一些古代的民谣集、蒙学教材如《古今风谣》（明·杨慎编撰）、《演小儿语》（明·吕坤编撰）中，搜集、保存了不少此类作品。“脚驴斑斑，脚踏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风来了，雨来了，儿女喜，翁婆脑。鸣条破块已难禁，飞沙带雹愁杀人”，等等。由于面对儿童，不少童谣有训诫意义；但也有不少作品，主要供儿童歌谣游戏，在游戏中对儿童的感觉、情感进行规范提升。有些人喜欢对童谣过度解读，如“驿里房，没主人，年年旧，日日新。过客不妨久住，但愿天天不下雨。”《演小儿语》编者吕坤解释为：“以天下事看天下事，以天下人看天下人。社稷生民安得不日日狼狈哉！国家所恃者天幸耳。”似乎就有些在简单地生活歌谣中发掘微言大义的感觉。

　　谶谣的内容较为单纯：即为谶纬而存在。一首谶谣被看做是一个哑谜。说出来的谣曲是谜面，没有说出来的、隐指的内容是谜底。读谶谣就像解谜一样通过谜面找到那个谜底，这个谜底就是“天意”。“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一个穿箕服背桑弓的人和大周朝的兴衰灭亡有什么关系？可就因为有这么一首谣，周朝的几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追杀“檿弧箕服”的人，结果在周宣王的时候，在追杀“檿弧箕服”者的过程中捡到一个女孩，这女孩就是褒姒，就是褒姒导致了大周朝的灭亡。“亡秦者，胡也”，以为秦要为北边的少数民族胡人所亡，所以劳民伤财地修长城，至二世胡亥为农民起义所推翻，“胡”者“胡亥”也，谶谣也应验了。谶谣被称为“诗妖”，其涉及的事件多是天灾人祸、国家危亡以致改朝换代之类，是社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所以谶谣的内容有很强的社会性、政治性。也因为看到这一点，不仅当权者要到民间去采集民谣、谶谣，“以观民风”，从中找出蛛丝马迹，采取应对的办法；一些反叛者、阴谋家也会想方设法地利用谶谣，制造谣言，蛊惑民众，制造混乱。黄巾起义时出现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李闯攻洛阳时散布“十八子，主神器”等都是例子。这些都使谶谣与儿童生活、儿童成长相去甚远。从发展趋向上说，童谣作为文学，越来越突出其世俗性、儿童性、文学性，谶谣则努力保持其神秘性、社会性、政治性，一旦完全祛除神秘，谶谣便不存在了。这种发展趋势是两个不同的向度，结果只能使童谣和谶谣越走越远。

　　吕肖奂先生的认识可能和他使用的方法、选定的对象有关。作者是从有案可查的古代文献典籍中披沙沥金淘选出来的，而古代的文献典籍是古代的史官、文人撰写的，是用他们的目光挑选、过滤过的，有些甚至是经过他们增删、修改、再创造的，而这种目光多半是精英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这和民谣的民间性是有矛盾的。民间歌谣在民间口头上流传，不仅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思想感情，而且处在永恒的流变中。主要属于官方、精英的书面文字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民间歌谣存在和变动的实际是值得商榷的。无可否认，从文献典籍中搜检民谣、谶谣是民谣、谶谣研究中最严谨的方法，但是如果只将民谣、谶谣、童谣的研究建立在这些作品上，难免又会让人产生沧海遗珠的遗憾。

　　不将童谣整个地划入谶谣，绝不否认谶谣在童谣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谶谣对童谣成为一种儿童文学类型的启发和推动上。

　　民谣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态。早期初民的思维、情感和现在的儿童相近，故那时的民谣很多也就是童谣。《列子·仲尼》篇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4]这说明，在尧的时候，人们已有有关“儿童谣”的观念了。《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载：“女童谣，闾里之童女为歌谣也……”[4]竟已有面向不同性别儿童的童谣了。但就整体而言，人们关于童谣的观念仍是模糊的。“儿童谣”也好，“女童谣”也好，说的都是有民间歌谣在儿童中传播这种现象，至于这种歌谣是怎么来的，是有关儿童生活的还是有关成人社会的，都未有顾及。童谣、民谣作为文学中一体的自觉有赖于整个文学的自觉，在整个文学尚未自觉的情况下，要有很自觉的童谣意识、儿童文学意识是不大可能的。

　　这方面，倒是谶谣走到了前面。说是误打误撞也好，说是歪打正着也好，谶谣将童谣和成人民间歌谣的差别呈现在人们面前。《晋书》卷十二《天文志》：“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辰星降为妇人。凶吉之应，随其象告。”[5]《魏书·崔浩传》：“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5]由此引出一种认识，即视童谣为“诗妖”。国将危亡，荧惑即现，化身童儿，散播流言，造谣惑众。童谣之“谣”与谣言之“谣”同为一字，是否由此将童谣附会成儿童所说之谣言，颇可存疑，但周作人认为即是。“以荧惑为童谣主者，盖望文生义，名学所谓‘丐词’也。”[5]从现在的观点看，这种说法的迷信特征是很明显的。但在中国童谣发生、发展的历史中，这种认识却首先将童谣和一般的民间歌谣区分开来，认为其产生过程、存在方式、产生的效果都和一般民间歌谣不同，对人们认识童谣和儿童文学是有意义的。童谣、儿童文学的自觉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文学的自觉，一是面向儿童的读者意识的自觉。前者要由整个文学去完成，后者则只能由童谣、儿童文学自身完成。谶谣从创作者到传播者到接受者的整个文学流程上将童谣和一般民间歌谣区分开来，在童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是关键的一步。

　　但这毕竟是建立在谶纬、迷信的基点上。谶纬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早期人们受互渗律影响，不能将自己和外在世界分开，以己度人、以己度物，将外物人格化、神格化，相信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人格神存在，个人、社会都受到这种神力的操控。谶谣、童谣是这些神秘力量操控现实世界的方式之一。这种认识反映了童谣产生、发展中的部分心理真实，但总体上显然不太符合童谣产生、发展的全部实际。童谣是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儿童的精神需求和成长需要，为童谣、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层的动力。按吕肖奂等人的划分，其受风谣的影响要比受谶谣的影响更大一些，且越到后来，影响越大。但人们对谶谣、谶谣与童谣关系的并不十分正确的阐释在童谣、儿童文学产生和走向自觉的进程中却具有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