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教育“拼妈”已成为中国都市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一方面表现在孩子的教育相继提前，另一方面是家长对教育的高度介入。而这种介入往往是由妈妈们身先士卒，全力比拼的。她们把大量时间精力花在“陪读”、课程辅导、搜集各种有关教育信息以及和学校老师保持良好互动之上。甚至有观点认为，一个家庭的教育成功与否，很大程度是由妈妈们的比拼决定。那么，这一现象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形成教育“拼妈”这一表象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教育“拼妈”的社会效应

　　教育“拼妈”作为一个逐渐扩散的教育理念以及社会现实，带给我们一系列需谨慎对待的社会效应。

　　1．教育的母职化与父亲缺席

　　教育要“拼妈”，那爸爸去哪儿了？当教育“拼妈”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也就意味着父亲对教育的“缺席”。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有职业的母亲中52.5%承担了辅导孩子功课的“大部分”或“全部”，而男性这一比例仅为16.4%。由此可见，父亲的参与度明显偏低。实证研究显示，父亲也不是全然不参与，但都是间断性或“一时兴起”式的。然而，父亲缺席也并不表明他们对孩子教育不关心、不介入，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候出马，比如择校、买学区房、升学填报志愿时。当教育变成一种家庭投资行为之后，我们看到家庭内普遍形成了一种新的性别分工模式——大多数父亲处于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地位，而把需要耗时费力的教育介入和课业管理统统交给了母亲。

　　对于为什么多数父亲会缺席教育，最普遍也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男人忙于事业，要挣钱养家，因而无暇顾及。这种性别分工规则背后，是基于男性在职场通常比女性有更好收益和晋升前景的性别差异。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所指出的，“妇女的时间价值可能是较低的”，但是他没有指出，如果说女性时间价值较低是一个严酷的事实的话，也是职场存在性别歧视所致。

　　教育的母职化和父亲的教育缺席，看起来是夫妻间基于经济理性的分工，但实际上却导致了教育的失衡。

　　2.教育“拼妈”导致教育焦虑症蔓延

　　由教育引发的焦虑情绪正在社会蔓延。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92.8%受访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教育焦虑症”主要源于母亲，“妈妈们是此症高发人群”。家长网上社区是妈妈们彼此交换教育信息、获得相互支持的重要阵地，但也是焦虑情绪相互感染并放大的场域。

　　有文章称，不应把“拼妈族”的教育焦虑归结为“社会焦虑”。理由是国外的全职妈妈比中国多，她们在对孩子的付出上一点都不少于中国的“拼妈族”，怎么就没听到她们的抱怨呢？因此，该文认为这些妈妈的焦虑源自好“攀比”和“炫耀”等个人问题。

　　教育焦虑症到底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的？是什么使她们变得如此“疯狂”？首先，教育焦虑来自对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紧张。而这种竞争的残酷很大程度是受到教育市场的操纵——市场本身需要制造需求和因匮缺造成的焦虑。从不断遭到质疑但又影响力巨大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口号，到不断翻新的家教新概念，从制造哈佛女孩这类的“成功母亲”的现身说法，到“教育专家的忠告”。这一切在挑起母亲焦虑的同时，又仿佛给出解答——教育市场能为你提供各种解决良方，只要你愿意为此付费。

　　其次，应该看到个体的教育焦虑也由文化重构的“好母亲”标准所致。今天，一个母亲如果只能在生活上对子女尽养育之责是不能算优秀的，“母不在于慈而在于教”。而“拼妈”比拼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投入，还包括她们“教育理念和自身的综合软实力”的比拼。网络上认为理想的妈妈要十八个得了——“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教得了奥数，讲得了语法，改得了作文，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 可以说，这种“全能妈妈”的理想化标准比西方在进入后工业时代媒体所塑造的“超级妈妈”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几乎所有的妈妈在此标准前都会感到巨大压力。

　　教育比拼源于竞争型教育的盛行

　　家长在教育方面的比拼，源于全球化语境下的竞争型教育的形成以及“家长主义”（Parentocracy）的滥觞。劳德（Lauder）等人将始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全球化”与“个体化”两种趋势。全球化使国家成为“熊彼特竞争型国家”，个体化则将个体变成了“竞争型个体”。

　　随着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均为可能丧失“全球竞争力”的恐慌所笼罩，因教育效能降低而丧失竞争力的危险尤甚，即使是牢牢占据着教育领先地位的英、美等国也不例外。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由总统委托有关部门起草的教育报告的标题即是“国家在危机中”。这一国家危机意识使得教育最终和市场化竞争紧紧捆绑在一起。

　　另外，知识经济兴起也进一步加剧了“基于教育的社会分化”和“基于文凭的地位竞争”。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且社会结构逐渐固化，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说教育尚能为人提供向上流动的一个制度性“出口”，那么无数家庭就必然会把投资教育、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在依据“知识—技能”拉大的阶层分化的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竞争性目标，这就使得个体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比拼”变得格外酷烈。

　　实质是家庭所拥有资本的比拼

　　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拼妈”现象？有文章认为：“相对于‘拼爹’而言，‘拼妈’应当算是一种进步。‘拼爹’拼的是父辈的权势和财富，破坏了社会公平、阻碍阶层流动，所以遭人诟病。而‘拼妈’则是一种个人竞争，且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引用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妈妈的话：“拼钱、拼权、拼地位、拼关系，我拼不了，唯一可拼的是辅导和指导孩子学习。”似乎教育“拼妈”拼的是妈妈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拼权和钱公平得多。所不足的是，妈妈们造成的过度比拼导致了教育焦虑等问题的出现。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拼妈”的背后还是“拼爹”。妈妈们拼的似乎只是个人的精力和能力，其实最终还是要比拼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即便仅仅是比拼实力，也需要有一定经济实力支持。无论购买学区房还是孩子上“补习班”，都需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使那些无论在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方面都无优势可言的低收入劳动者难以企及，几乎最后都放弃加入这场竞争。

　　“家长主义”在强调教育效能的竞争性话语下，以个体选择自由、家长自主择校、介入教育、家校联合的教育民主化等说辞，把教育变成一项比较家庭投资的体系。当然，最终个人教育的成败要由“投资者”——家长的选择偏好和介入能力决定。这一教育转向使拥有较多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中等收入群体获益，而不利于底层家庭，因此有学者认为，“家长主义”让教育成为依家长的财富和意愿而非学生的能力的事业，与强调机会均等的“能力主义”相悖，也和教育公平性相悖。它之所以能在20世纪后半叶英国以及欧美不少国家成为主流，是因为它正好同时吻合了保守主义以及自由市场双方的意向，成为当时社会不公平的替罪羊。它在“自由选择”、“家长权力”的名义下，将教育不平等合理化，将教育与社会等级化的责任，推给个人与家庭。同时，它也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相关。在整个社会再生产方式已经变化，社会阶层传承不再完全依靠原有的经济财富传递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依靠“文凭竞争”来确保其再生产的社会优势，有能力的家长为孩子购买有竞争力的优势。由此，教育不再与社会“公平”、“公正”相关。

　　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家长主义”迹象在中国也有所显现。尽管教育部门一向坚持“促进义务教育向公平、公正、均衡的目标发展”的非市场化原则，但当义务教育体系外滋生出庞大的“隐形市场”、教育变成“隐形市场”下的竞争时，市场原则已成为教育场域中强有力的行动逻辑，对公共教育亦形成侵蚀，也对教育的公平性产生强烈冲击。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