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王迪新 李游

　　不同年代的寻梦者背着不同的书包装点着大学校园的流行色。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周刊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联合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工商学院、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对“大学生书包之变”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从50后至90后分成5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80人，共发放与回收调查有效问卷400份，借此发现藏在书包背后的“秘密”。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从幼儿园开始，书包就与上学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变迁，书包也从妈妈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布书包到风靡一时的绿色军挎包，由实用的双肩包到时尚的名牌包——越发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本文以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工商学院、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针对“大学生书包之变”的联合调查，探寻不同年代大学生使用的书包的变化，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大学校园阅读氛围、校园文化及高等教育的变迁。

　　50后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谈起大学时期的高等教育大事，调查中几乎所有50后都选择了“恢复高考”。“文革”、“上山下乡”，让50后在本该读大学的年纪远离了城市和知识。直到1977年，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恢复，一代人的命运随之改变。

　　华中师大教师徐武生便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据其回忆，高考10年中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不到20岁，最大的36岁，早有了家庭和孩子”。

　　“我们背的都是绿色的斜挎包。”徐武生说，那时的书包样式、颜色和图案都很单调。吉林大学的教师赵英兰也记得，当时大家背的大多是手工缝制的棉布包，“很可能是父母缝制的礼物”，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确良、皮质等材料做的书包。

　　与单调的书包相呼应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略单调的大学生活。徐武生的大学时代，没有网络也没有太多课业，偶尔中文系的女生们会组织舞会，但“谈朋友”是不被允许的。当时学生每天最常做的事就是抢占图书馆的座位。

　　当时大学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号是“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考进大学的人都很珍惜学习机会，天天憋足了劲泡图书馆、自习室。“就像海绵一样努力汲取各种文化知识，没有现在这么多困扰和迷惑。”赵英兰说。

　　随着思想的解放，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尝试在书中读懂西方。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给了他们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机会，求知的欲望掀起了校园读书热。

　　60后

　　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左右的大学生与50后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生活贫乏，求知若渴。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师马维娜（1982年考入长春师范学院）回忆，军绿色的书包仍然是比较让人艳羡的，女生更多是家长亲手做的布书包，“用各种花布拼成的，五颜六色的，格外让人珍惜”。

　　“学生上进，教师敬业。”这是马维娜对当时校园风气的总结。一方面，学生上进心极强，学习就像比赛，常常为一个知识点讨论得热火朝天、废寝忘食。另一方面，教师充满热情，课上倾囊相授，课后也经常为学生答疑解惑。他们常把图书馆没有、自己珍藏的工具书、资料借给学生传阅，买到新书也及时与学生共享。

　　相较而言，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起来。交谊舞、迪斯科、看电影、写诗、读诗、辩论、恋爱，他们的业余活动一点也不单调。当时大学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是诗歌的兴盛，写诗、读诗成为校园中最大的时尚。

　　湖北诗人剑男1983年考入华中师大，桂子山上，宿舍墙面上白纸黑字、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贴满整整一面墙的诗歌让他印象深刻。

　　华中师大举办第一届武汉高校“一二·九诗歌邀请赛”时，整个校园过年一样的氛围让剑男记忆犹新——众多诗歌爱好者从各高校赶来，校园诗人在礼堂会集，彼此交换着各自的姓名、地址和思想。晚上举行的活动，2000余个座位的大礼堂里中午就坐满了人，连过道里都站满了聆听者。

　　60后陈伟，是武汉工商学院党委书记，他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和变革，大学文化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既要守住传统大学文化的根，保留一些实用的育人模式，也要不断吸收先进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