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丝绸地图的设想与实践

　　赵丰

　　丝绸是丝绸之路的原动力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丝绸是圣物。在历代帝皇和贵族眼中,丝绸是高贵和权力的象征,丝绸织绣精美的图案与色彩,正可以直观表达代表等级的含义。在大部分的学者眼里,包括UNESCO文化官员的眼里,丝绸是一种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文化遗产,甚至被列为人类非遗。

　　丝绸的遗产到处都是,所属的性质也不尽相同。有属于可移动文物的丝绸或服饰,也有不可移动的丝绸生产或贸易遗址,包括那些近代的丝绸工业遗产,还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蚕桑丝织刺绣技艺。除此之外,还有写在书上的丝绸史料、绘在墙上的丝绸图案、唱在戏曲中的丝绸传说、传承在民间的丝绸习俗。丝绸的故事在文献中记载,丝绸的生产在各地传承。丝绸之路,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贡献。

　　提出世界丝绸地图概念

　　中国丝绸博物馆从2009年开始提出丝路之绸的概念,主要研究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丝绸实物。2015年,正式提出了丝路之绸地图项目(Mapping Silk Road with Silks),目前这一项目已改名为世界丝绸地图(World Map of Silk),正在推进之中。世界丝绸地图不只是地图,还有技术种类、遗产类别、资料来源等分类,每个年代都有相关材料支撑做成的地图。

　　比如,5000年前,丝绸开始在某些地点出现,以考古资料为主,国外野蚕可以参照Irene Good;2000年前的汉代,丝绸开始在丝绸之路上传播,以考古资料为主,参考夏鼐丝绸之路地图;1000年前的唐代,丝绸出土更多,以考古与图像资料为主,参见赵丰唐代丝绸之路地图;700-800年前的宋元时期,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大量增加,如《诸蕃志》《岛夷志略》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均有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生产丝绸和丝绸贸易的记载;200年之内,丝绸基本遍布世界各地,可以大量利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材料,利用档案资料,包括工业遗产和当今的非遗调查。

　　此外,世界丝绸地图也可以从技术等角度进行分层表述及检索,如蚕桑栽植与饲养地图(家蚕与野蚕),如丝织、刺绣和印染生产,再如丝绸贸易与使用的范围等。

　　世界丝绸地图的实践尝试

　　关于丝绸之路的地图,学者们已有多种尝试。哈佛大学GIS中心最近与浙大合作建立了学术地图团队,德国马普中心也开展了中国的方志地图项目,中科院遥感所主导的世界遗产地理信息,敦煌研究院也开始涉足数字丝路等,特别是去年UNESCO的丝绸之路在线平台提倡的丝绸之路互动地图项目,更从人文社科角度提出了丝路地图的实施方案。

　　鉴于UNESCO关于丝绸之路互动地图的建议是从丝绸开始,丝路之绸联盟的思路也是搭建框架,分区展开。所以,中国丝绸博物馆借今年5月推出的“神机妙算:世界织机与织造艺术”大展,开始从技术层面建设地图,并以世界织机地图作为试点项目。

　　从已有成果看,哈佛大学建立的World Map和浙江大学发布的中国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可以作为我们的GIS基础,实现织机的地图可视化。但是这两个平台发布的是已经整理成熟的成果数据,不支持地图上直接的用户互操作来实现成果的更新。基于我们的织机地图是一个开放的,更是大众参与和不断更新的,最终决定自主研发世界织机地图平台,以全球共享的OpenStreetMap为地理基础,大家来共建世界织机地图。

　　目前,我们初步完成了界面设计,上传了部分考古出土的中国织机、历史图像中的织机以及在印度和印尼进行实地调研的大量现存传统织机。我们计划在5月初发布,5月底使用,9月初见成效。

　　数字中国是当今的一种国家战略,数字中国文化遗产更是不可或缺。数字丝绸之路或是数字海丝作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在框架上做好设计,在技术上做好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内容上提供可靠翔实的学术信息,同时应该吸引更多人群的参与,成为一个众筹、众包、众创的互动地图。

　　数字化建设使海上丝绸之路巡展熠熠生辉

　　吴志跃

　　在党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福建博物院从2011年开始,历时三年,联合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七省,整合45家博物馆资源,荟萃300余件(套)文物精品,精心策划,创办了“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

　　展览全面介绍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繁荣和转型的过程,再现了波澜壮阔、横跨万里的航海图景,呈现了海丝沿线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验证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地位,在助力中外嘉宾理解“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展览目前已在福州、北京、济南、南宁、厦门、天津、海口、乌鲁木齐、兰州、琼海、深圳、珠海、泉州、澳门、台湾等地展出。

　　外交部国际司表示,要把“丝路帆远”展览当成重要的国家文化品牌赴国外展示。展览先后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和英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巴西、泰国、印尼、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克罗地亚、奥地利、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根廷、智利等18个国家展出21站。

　　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评为福建文化大事之一,受到省政府奖励和表彰。2014年荣获全国博物馆最高奖的“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福建博物院编撰的《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粹》一书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这是福建省第一次有图书被纳入该项工程,并成为省领导赠送外宾的书籍。2015年,因“创新策划展览”等四大创新工作荣获年度“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称号。2016年,获国际博物馆协会基金会、最佳文化遗产组织、“我们欧洲”组织颁发的“2016年度全球博物馆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杰出、最具创新力、最具启发意义项目”奖,并获邀永久加入“最佳文化遗产组织精英俱乐部”。2017年,受邀在“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中展出。2017年,编写的图册《丝路帆远——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厦门“金砖会议”四本书之一赠送代表。

　　在展览策划、设计制作、国内国外巡展中,使用了大量的数字技术,比如VR、AR的体验活动,及短视频、数字魔墙、触摸屏、微信公众号、二维码使用等手段,使整个展览极具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确保了能够更加精准地展示所要表达的内容。在巡展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观众在参观展览的同时,对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参与互动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也促使我们不断地在巡展过程中使用新的数字技术,使展览更加丰满,更具吸引力。

　　数字技术的运用,让展览更好地诠释了“让文物活起来”的含义,真正实现了博物馆的表达,也使博物馆人领悟了文化自信的魅力。

　　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姜 波

　　沉船、港口与贸易品,是水下考古学界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三把钥匙,其中尤以沉船的考古发现最受人们的关注。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艘沉船就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博物馆,而蕴藏了无数沉船的海底深处,成为人们解读古代先民航海历史的宝库。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开展的一种风帆贸易,而帆船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运输工具。世界范围内,古典时代的帆船,最典型的船型有中国帆船、阿拉伯帆船和西班牙大帆船。这三种船型,各有其船型特点:中国帆船使用水密隔舱、用艌料捻缝、用铁钉钉合船板;阿拉伯帆船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棕榈绳等缝合船板;西班牙大帆船则承袭了地中海帆船的血统,以高耸的船首和尾楼甲板而著称,其舷窗的设计大大方便了商船的货物装卸(也适合作为战船火炮的射孔)。

　　中国帆船一般分为福船、广船和浙船三大类型(另有内河航运的沙船,但不适合航海)。以中国帆船为代表的东亚海船,留下了不少文献与船谱图样,特别是中国的《龙江船厂志》、日本的《唐船图》和韩国的《造船式》。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以福船为最多,如泉州古船、“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等。所谓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带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福船首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首尾高昂,且船体大、吃水深、操纵性好,因而可作远洋运输船。据研究,郑和下西洋所造宝船,即以福船为基本船型。

　　近年来,随着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屡屡被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水下沉船的发现多集中在以下水域:一是航线密集区域(如广东南澳岛附近的明代“南澳一号”沉船);二是海难频发区域(如福建海坛海峡的清代“碗礁一号”沉船);三是海盗横行的区域或者海战爆发的地点(前者如海南岛七洲列岛海域发现的沉船,后者如著名的北洋水师“致远舰”)。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是著名的“南海一号”,1987年发现于广东上下川岛海域,2007年被整体打捞出水,现正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进行发掘清理。“南海一号”船体残长约22米,宽近10米,总计发现15个隔舱(含艉尖舱)。文物包括瓷器、铁器、金银器、银锭、漆器和铜钱等,并检测出丝绸的残留成分,“海上丝绸之路”名不虚传。“南海一号”的考古发现,使人们有机会亲眼目睹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实属难得。

　　除了“南海一号”,近年来我国发现的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沉船还有广东“南澳一号”(明代)、海南西沙海域的“华光礁一号”(宋代)、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清代)、浙江海域的“小白礁一号”(清代)、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元代)等。在东北亚、东南亚海域也发现了许多与中国有关联的古代沉船,如韩国的新安沉船(元代,约1323年),印尼印旦沉船(南汉国时期)、井里汶沉船(五代)和“黑石号”沉船(晚唐,约826年),菲律宾的“圣迭戈号”,马来西亚的万历号沉船,越南的平顺号沉船,乃至远在北欧瑞典海域的“哥德堡号”沉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