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栾丰实，男，山东烟台人，1951年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山东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国学院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以及田野考古学。先后主持过泗水尹家城、邹平丁公、日照两城镇等遗址的发掘。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有《泗水尹家城》、《东夷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大汶口文化》等。

　　Q：栾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看到您的研究是从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开始的，后来扩展到对整个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研究，进而对整个东方地区进行分析，最近又开始转向对古代社会的研究，那您可以具体谈一下您的治学历程吗？

　　栾丰实教授(以下简称栾教授)：我于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考前报名时自己就选择了考古学这个专业。后来选择新石器时代考古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上学期间，北京大学邹衡先生陆续出版了《商周考古》(教材)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两本大作。那个时候，关于考古学研究的专著相对比较少，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出版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在这样的形势下，加上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商周考古，所以，大四的时候就计划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想跟随邹衡先生进一步学习商周考古。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临考前取消了考研的计划，到大学毕业前后，又差点走上了旧石器考古研究的道路。1981年，山东沂源发现了猿人化石，1982年春天，北京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组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由于当时山东大学没有人做旧石器考古，考古教研室就考虑我毕业后是否可以留校做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所以，在大四下学期时，教研室领导就安排我去参加沂源猿人的发掘，5月初，当我们班的同学集体去西安、洛阳、郑州、北京考察学习的时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扛着行李坐公共汽车去了沂源，参加沂源猿人和附近些旧石器洞穴遗址的发掘，发掘工作由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主持，在交谈中，他认为我如果要继续做旧石器考古，最好是能够先考取北京大学该专业的研究生，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将来进一步向旧石器考古方向发展。1982年夏天，我毕业后正式留校工作，在决定我未来研究方向时，当时的考古教研室主任刘敦愿先生认为，旧石器考古要求的知识结构更偏重于自然科学，比如地质学、第四纪地貌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而这些在一般的考古学专业都不太具备。他认为，如果我要做旧石器考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重新学习，并且山东大学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要我先考虑后决定。后来刘敦愿先生和我商量，让我还是以新石器考古为主，往上升一升可以做点旧石器，往下延一延也可以做夏商周。我听从了刘先生的建议，这样我就走上新石器考古研究的道路。

　　要说从龙山文化入手开始研究，这主要和当时手头上的发掘资料有关。山东大学在1973至1986年先后五次发掘泗水尹家城遗址。尹家城遗址在曲阜正东不足20公里，遗址的面积很小，但是文化堆积非常丰富，包括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两周、汉代以及唐宋等时期的遗存，其中最主要的是龙山文化。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经过科学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遗址本身的延续年代都没有超过尹家城遗址的。这是一个延续年代贯穿了整个龙山文化的遗址，出土了大批内涵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也是我触及的第一批考古发掘资料，因为我先后三次参加过尹家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并且主持了最后两次较大面积的发掘，对遗址的层位关系、遗迹和遗物，都有亲身的感受和体验。这样，第五次发掘结束之后至1990年，前后四五年的时间，我的主要精力就投入了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工作之中。1990年12月，我和于海广教授、任相宏教授合作完成的《泗水尹家城》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报告先后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你讲的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这篇论文就是在整理尹家城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做出来的。论文提出了龙山文化存在着五六个区域类型，尹家城类型是其中之一。这一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对龙山文化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期，探讨了其区域特点。这个分期结果出来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对龙山文化分期、年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不确切观点。比如过去有学者关于龙山文化的分期，实际他们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龙山文化的前半期；有的学者曾提出过姚官庄类型和青堌堆类型之间可能是两个文化的差别，而我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时间的原因，即以姚官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年代要早一些，属于龙山文化的前半期，而以青堌堆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晚一些，主要属于龙山文化的后半期。次要的原因是两者在地域上一东一西，这样就造成了它们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存的分期结果出来之后，使我们对龙山文化分期和年代问题的认识变得比较清楚了，从而为以后的其他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90年以前，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龙山文化的研究上，而且是由尹家城遗址的第一手资料带动起来的。尹家城遗址发掘报告和龙山文化基础研究完成之后，我发现，整个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甚至包括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谱系，或者说是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说以前做得比较多的大汶口文化，还是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当时我认为应该把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进而建立一个可靠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谱系。此后，我就开始依次进行这一研究工作。首先是大汶口文化的研究，随后往前追溯到北辛文化，并且涉及到新发现的后李文化，往后则是龙山文化的后续岳石文化。经过大约五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整个文化发展谱系、文化发展过程以及各时期与周边地区同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等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认识体系。这些工作可以算作基础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收录在1997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岱地区考古研究》一书里，算是对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上述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大体获得解决。那么我重点研究的海岱地区，就史前考古而言，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田野工作应该怎么做，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成为当时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正当此时，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文德安博士来到山大，希望能和我们合作，在山东选择一个地区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其实文教授第一次来的时候，刚刚公布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不久，她原本是想调查丁公遗址及其周边地区，为此，我还专门陪同她前往丁公遗址现场考察。考虑到丁公遗址已经做过多次发掘，资料还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将来与调查资料如何协调以及怎么开展进一步的田野发掘工作，心中均没有数。在这种情况下，经与文德安教授协商，我们决定在日照两城镇遗址及周边地区合作进行聚落考古研究。一来两城镇是一处超大规模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在百万平方米左右，并且出土过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玉器、蛋壳陶等高端遗物，所以一般认为是一处区域中心；二是两城镇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产生之初就进行过一定规模的发掘，资料分散于南京和台北，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三是两城镇周边没有做过详细的调查工作，经过区域系统调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1995年末，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和文德安教授、费曼教授、琳达教授等国外同行合作，在两城镇地区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聚落考古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和文德安教授的合作是我的研究慢慢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和美国同行在日照两城镇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自始至终采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说到聚落考古，以前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聚落考古从殷墟发掘时就开始了，或者认为开始于半坡遗址的发掘等等。实际上，中国考古学界认识到聚落考古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研究古代社会的考古学方法，并且自觉地在考古实践中加以运用，我认为比较晚，大约要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甚至再晚一些。1984年秋，张光直先生应国家教委的邀请到中国的大学做专题演讲，当时他先到北京大学，后到山东大学，讲了同样的题目，即后来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其中一讲就是聚落考古。我听过张光直先生的全部演讲，并和张先生进行过一次座谈。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对于张先生的演讲主要有两个明显感受：一是感觉很新颖，很多东西都是当时没有听到的，同我们学的和做的不太一样；二是感觉许多地方听不太懂，比如说聚落考古，听起来很陌生。张先生说聚落考古是通过考古材料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但是对于在田野考古和研究的实践中怎么具体操作我们并不清楚。北美的聚落考古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大概就是以张先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两次演讲为标志。而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内，聚落考古在中国考古圈中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后续效应，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主要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和年代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大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一工作上，而用聚落考古方法来研究古代社会的问题还没有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可能与我们当时考古从业者、考古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经验、受教育背景等有很大关系。所以聚落考古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开展起来。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自苏秉琦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提出区系类型的观点以后，各地都在积极构建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文化发展序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九十年代，至少是在新石器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燕辽地区，文化发展序列都基本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到新世纪之初，学术界开始考虑考古学研究重心的转变问题，或者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问题。历史地看，考古学研究是有它的阶段性的，一个阶段只能做一个阶段的工作，有些会有所超前，但往往不会成为研究的主流。

　　1995年开始的日照两城镇地区的聚落考古研究，是和美国学者合作进行的，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这一合作项目的目标也是定位在对该地区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时段研究上。在区域系统调查进行了四年之后的1999年，正式开始了对两城镇遗址的考古发掘。为了达到上述的研究目标，在调查和发掘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做法，特别是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两城镇地区的考古工作，对于我们后来研究导向的变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02年成立的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则完全按照新的思路进行了规划设计，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新设立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石器分析、陶器分析等实验室。应该说这一转变也是和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