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手工业的考古探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面，陶瓷是各种手工业品类中最容易通过考古工作开展研究的，又因为陶瓷是唐宋以后开展海上贸易的主要货物，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基于这种认识，近年来各地开展陶瓷考古工作的热情日渐高涨，对窑址的发掘和相关研究持续开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后司岙窑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一个长期受人关注的研究课题在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项发掘解决了越窑秘色瓷的生产地点、生产时间和工艺技术改进，如瓷质匣钵的使用与秘色瓷生产的密切关系。

　　说起原始瓷器，人们自然想到的就是浙江东苕溪流域的生产区域，这一区域的发展，最终孕育了成熟瓷器的产生。然而，东南沿海广大的印纹硬陶生产区域，从技术上讲，都有可能创制出带釉的原始瓷器。永春苦寨坑窑址和前两年发掘的辽田尖山窑址，印证了这一点。表明这里与东苕溪一带各自在生产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创制了原始瓷器。福建地区是原始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十分紧密。

　　做陶瓷考古的学者有一个认识：改写中国陶瓷史要靠山西地区瓷窑遗址的发掘。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山环水绕的地方，通过不同的山口道路分别与河北、河南、陕西的重要制瓷传统相关联，又在山西内部使这些不同的生产传统相融合，碰撞出创新的火花。河津固镇窑址发掘出土的宋金两代丰富的遗物，使得以往从考古遗迹中出土的和国内外博物馆及民间收藏的，不大清楚产地的一批瓷器，得以确认是河津窑的产品。类似这种在以往开展陶瓷考古比较薄弱地区的开拓性的工作还有安徽萧县欧盘窑址的发掘，宁波东钱湖上水岙窑址的发掘，辽阳冮官屯窑址的发掘，以及湖南、广西和重庆等地的一些窑址发掘。

　　陶瓷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使人们在研究视野上不断拓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学界对不同窑口的行销和外运路线更加关注。上海青龙镇发掘出土的大量瓷器证明了这是一座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为解决长期以来使学界困惑的晚唐到南宋时期某些外销产品的输出路线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近年来开展的陶瓷考古工作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在规模上、方法上都有了发展和进步。第一，对一些生产时间长、规模大，在当时的生产体系中地位重要的瓷器生产传统，从以前零散的以点代面的发掘到系统的探索与研究，比如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和汝窑等都制定了三年或五年的发掘规划，准备对一个生产区域进行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因此，相关的工作，特别是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得以持续不断的开展，从整个区域特点，生产核心区的转移，生产的规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第二，在研究和发掘的方法上，各地普遍引入了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的方法，可以了解到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窑址数量，暨生产规模，了解在一个较大区域中分布的某一制瓷传统的核心生产区的移动，是比单个遗址的考古发掘更高等级的考古学研究方式。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对曹娥江流域的区域考古调查后，发掘了禁山东汉到两晋时期的窑址；经过对上林湖地区的一百余个窑址的全面调查，发现并发掘了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对晚唐五代的兰田窑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开展了对南河流域早期窑业的区域考古调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开展对河津窑的发掘前，也是先期进行了区域考古调查，最后选定了三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的目的性更强，预期的研究成果也更明确。

　　第三，在陶瓷考古发掘中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如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中开展了三维化全纪录和古代窑场废弃过程的三维化重建。大量使用了地面激光扫描、低空无人遥感、近景摄影测量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对于计划建设国家遗址公园的地点，更多地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资料。另一个方面，多学科合作和多种研究手段的应用也蔚然成风。在后司岙窑址发掘中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参与进来，水陆考古相结合，对今天已成为水库的上林湖进行了详尽的水下勘探，弄清了窑址所在位置当年的自然地貌，探明在后司岙遗址的下方是从古代面积较小的上林湖流出的河流，可以运行水硙，其与窑址间有一片相对平缓的地带，构成了以往我们不清楚的原料加工区，为探讨原料的来源和产品外运提供了重要资料。如今的陶瓷考古工作，与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方面的合作已经成为一种互动的、互相推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