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周年的最好方式,不是停留在对其是非功过的判决上,而是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加以反思。从这一视角看,新文化运动虽在促进中国现代转型包括文化转型上有开拓之功,但因批判理性的缺乏,既未能合理有效地整合中外诸文化因素,也迅即将文化转型引向了“革命”的极端化道路。这也导致当前中国的文化构成,是各个层累沉积的不完善混合,离现代化的目标尚远。认清这一现状,进而把握文化生成的特性及其相对独立的社会功能,是促进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其关键性的前提,则是批判理性的倡导。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批判理性/层累沉积/整合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发刊为标志,已经走过了百年。应该说它是世纪现代化风潮的第一波,百年来它也历经褒贬荣损,遭遇过截然不同的评价。今天回顾新文化运动,如果继续停留在是非功过的简单判断上,例如它是否属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还是摭拾了晚清维新派的唾余?它是传统文化的罪人吗?还是反封建的功臣?……相信很难消除一直以来的争端。为此,本文不拟孤立地探讨这些分歧,而想从更深的理论层次进行一番反思。限于篇幅,只涉及几个重要问题。

　　一、批判与批判理性

　　新文化运动为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对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伦理标准、道德风尚、史学观念、语言文学及文字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构想和实施新的文化形态的创造。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构成了主要的驱动力,它既挑战了旧有文化陈旧蒙昧的部分,也孕育与催生了躁动于母胎里的新文化,并将引导新文化走向壮大与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起步之际,并未能完整把握批判的实质,出现了偏离正轨的倾向。尔后批判被引向极端化的道路,批判的真正精髓却遭到斫丧,终至于完全泯灭。这也导致新文化运动并未完成预期的使命,严重些甚至可认为半途夭折。

　　那么,批判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批判的真正精髓?答案还得回到现代批判的首倡者和实施者、启蒙思想家康德那里去找。那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形象地所说的“理性的法庭”。但这并不等于把理性奉为高高在上的法官,虚构出某些理性法规,借以裁定一切,而是根据人类理性的特征来衡量判断知识、见解、观点等的正确与否。关键的一点,即承认理性有能力也有限度,将理性视为人的这样一种认知能力,一方面它由经验归纳出一定的知识,另一方面在经验之前(apriori,即通常所谓“先验”、“先天”,也作“验前”)它就具备某些原则,用以规约经验的总结,甚至超越经验进行推断。这些理性原则或法规有的是必然的,如时间观与空间观,因为人存在于时空中;有的则是必要的,但未必全部正确,如因果律,需要在认识事物时推断因果关系以找出其联系,但有些纳入因果律中的事物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还有的属于逻辑构造,纯粹为着便于思维的展开,如所谓的“物自体”,本身并无这样的实在。这种种情况,都显示理性既禀赋有心智的形式,又构造出认知的模式。而这样的构造一不小心就会超过合理的程度,形成虚构的法规,变成对真实的僭越。恰如康德指出的,为此就需要批判到场,因为唯有批判,既能够“保证理性合法的要求”,也“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①

　　这一批判,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它具有形上哲学的意味,既不狭隘地偏袒经验论,也不盲目地崇尚理性论,既否决了怀疑论,也否决了独断论,从根本上保证了现代思想的健康形成。相对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可称之为批判理性。在康德生活的启蒙时代,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否决了自中世纪以来长期统制人们思想的基督教独断论。这也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卷“序言”特地用注释加以说明的:“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宗教想借口它的神圣立法,想借口它的尊严,企图避免批判,可是这样一来,它们恰恰就引起别人对它们正当的怀疑……”②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一定程度也认识到了思想文化之更新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作用。陈独秀就是民国初创时期二次革命遭到挫败后,认定“救中国、建共和”首须有思想自觉,才结束旅日而回国,筹备出版刊物,进行舆论鼓吹的。他撰写的《青年杂志》发刊词清楚地指出,挽救国运的希望在于——

　　……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

　　陈独秀在这段话中,肯定了人之智能的决定性作用,由它发挥分析评价功能,从人类各种思想中做出选择,以武装自己(“自度”),也教育别人(“度人”)。然而,这段话也暴露出批判理性的缺席,因为人固有的智能是何等状况?它是万能的吗?它有没有局限?它能够保证做出的选择一定准确吗?……情况均未得到一点儿反思。于是,选择变得极端简单,标准只是新而适宜于生存,方法上也要求非此即彼,“利刃断铁,快刀理麻”,新与旧之间绝不留任何调和的余地。

　　毫不夸大地说,这其实是借救亡立法的另一形式的独断论。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以高于一切的争取生存为号召,自然而然地具备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但新必胜于旧,仅仅是限于生命界的局部经验,未必适合所有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这种新必胜旧的观点,源自清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及其变种(主要是社会进化论)。经过严复最初译述阐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大力鼓吹的“‘少年中国’说”,逐渐被当成确凿不移之理。陈独秀鼓动“新青年”,秉承的是同一思路。但进化论本身,始终未经过理性的批判。今天应该很清楚,进化只是变化发展的模式之一,其他如突变、发散、循环、系统生成等也是应变而求得生存的途径,拘泥于进化论,并用自然界的进化论来套社会发展论,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不用说,批判理性只能属于现代的思维与精神,它只能产生在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均达到相当水平、个体的自我意识已充分觉悟的条件下。首先,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在认识世界和人自身方面均体现出巨大潜能,但同时又遭遇了难以逾越的界限,如经验无法穷尽所有对象,理论的逻辑假设则不可能全由经验证实等;其次,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不仅不再迷信种种预设的教条,而且亟欲摆脱集体思维定式,自由地以个体方式从更多也更全面的视界考察和思考世界与人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很明显还不具备同等的条件,所以批判理性的匮乏成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特点。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后来也有放弃进化论的,但也仅凭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靠理论的反思。鲁迅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曾指出,中国的现代转型,并非本身条件已经成熟后的水到渠成或瓜熟蒂落,但也不是因外力的冲击就简单地被裹胁而去的顺势而行,而是基于自己的状况与特质,为着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作出的反应,其类型属于“冲击/回应”模式中的“受力—张力”型。③同样原因,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所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形态,也并非中国本土自行萌生而发展成熟的,相反普遍采取了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只要认为有用有利,就急切加以引进。这必然导致当时思想界的歧见纷出,甚至混乱。《青年杂志》发刊词里,这一点同样斑斑可寻。陈独秀前后罗列了尼采的道德观、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约翰·弥尔(J.S.Mill,今通译密尔)的“实利主义”(今通译功利主义),孔特(Comte,今通译孔德)的“实验哲学”(今通译实证主义)等,不加分析地杂然并陈。尽管他主观愿望是做入门的引导,实际效果却让人不知所从。饥不择食的结果往往是消化不良,思想学术的情况也是如此。

　　要害还不在于这些林林总总的新思想能否真正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而在于这种思想态度或心态本身。理性批判缺席,功利原则领先,最坏的结果是一切皆从一己的私利出发,无论这一已是集团、阶级、党派或个人。另一严重问题则是前面已提及的思想方法。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走向极端,排除异己,在辩证思维的名号下实则只有肯定与否定,带来的是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该有的粗暴。结果,批判不仅未能成功地整合各种外来的异质文化思想,反而急速变质为唯我独尊的打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