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真正的东亚和平？怎样才能尊重历史、弥合分歧，化解对立、展望愿景？昨天，由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日本和平学会、察哈尔学会、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共同主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承办的“东亚和平的新愿景”学术研讨会暨第二次中日和平学者对话会在宁召开，来自中国、日本、挪威的5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南京，共话东亚和平的新愿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丽新出席会议并致辞。

　　日本应对过去的日中战争进行有诚意的谢罪

　　面对历史是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和平学会理事胜俣诚指出，日本应该首先对过去的日中战争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进行带有诚意的谢罪。“这种谢罪是中日双方互动的关系，不能仅仅日本口头上声称谢罪了事，应该得到中方的回应并且接受原谅日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关于日中在国际合作的领域，胜俣诚提议，从沙漠化或者土壤保护等环境保护、再生领域进行合作。

　　就如何改善目前的中日关系，日本三重大学教授儿玉克哉从对rainbow（虹）的阐释说起，并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充满希望。rainbow寓意为“无论怎样的倾盆大雨过后总会变成晴天”。“希望通过环境、文化交流、观光旅游、体育交流、防灾救灾支援、医疗福祉合作、学术教育合作7种交流和共同事业构建出双方的信赖关系，探索出未来的理想中日关系，称之为rainbow project（虹）。”儿玉克哉表示。

　　南京建设“国际和平城市”有“警示”意义

　　如何进一步把南京构建成国际和平城市，为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作出特殊贡献，是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认为，构建和平城市除了其历史意义之外，还具有社会、文化等多重意蕴。中国首个“和平城市”的确立，有助于中国人民的“自警”和日本的“自省”，具有重要现实“警示”意义。

　　受南京社科院院长叶南客委托，傅启元研究员发了言。他表示，目前，中国尚无城市以“国际和平城市”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而南京具有成为国际和平城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南京建立和平城市具有自身优势，主要表现在：国家公祭为南京提供了新平台；南京和平文化设施基础良好；南京和平研究深入开展；南京国际和平交流日益广泛；南京和平教育首开先河；南京和平活动方兴未艾。他进而提出了如何建构和平城市的5点措施：深化和平学研究；开展多层次和平教育与普及活动；用和平文化理念指导城市建设；构建国际交流新平台；大力开展海外宣传推广。

　　积极推动年轻群体战争记忆研究

　　作为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公共外交、和平学两大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察哈尔学会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提出，要关注未来，关注年轻人群体。当前新媒体和亚文化环境让年轻人群体的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他们对战争的记忆逐渐淡化，对战争的认识甚至出现娱乐化、极端化倾向。“这些倾向在各国是相通的。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年轻群体战争记忆的研究，推动年轻人在东亚和平中有更大担当。”韩方明表示。

　　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尚媛媛从培养青年人和平意识实践角度，谈及如何将历史和当今面临的道德选择联系起来，倡导青年学生能够在评判种族偏见、人性弱点的过程中理解人性的复杂，逐步提升个人宽容和人文精神，并以史为鉴，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本报记者 肖姗

　　《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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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话会共有20位专家作主旨发言，在充分表达观点和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学者达成并发布《南京共识》如下：

　　中日两国和平学者通过在南京的深入讨论交流，共同认识到：要正视历史，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竭尽全力防止战争悲剧重演。要坦诚相待，加深民间对话与交流，巩固中日两国人民互信友好的根基。要着眼未来，加强青年人的培养，撒播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种子。要维护和平，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东亚与世界和平作贡献。

　　“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把南京建成一个和平城市

　　满头银发、黑框眼镜，87岁的“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精神矍铄，思路清晰。22日晚，专程来宁参加“东亚和平的新愿景”学术研讨会暨第二次中日和平学者对话会的约翰·加尔通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这是我第6次来南京，我发现南京是个发展非常快的城市。”约翰·加尔通说，2005年他第一次来南京，特地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侵华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平民是确凿的事实，经历过这样悲剧性的事件，南京城白骨累累。”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频现，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日本右翼势力借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来压制中国。”约翰·加尔通说，讨论南京大屠杀是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共同研讨，尤其是从和平学的角度来剖析南京大屠杀。

　　在约翰·加尔通看来，和平分为两种，即“积极的和平”与“消极的和平”。其中，“积极的和平”基于积极的合作，“消极的和平”基于简单的安全，免于自身被攻击。“如果我们单纯地纪念南京大屠杀事件，这只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必须仔细思考如何避免出现这类事件，回到历史当中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寻找解决冲突的方式方法。”

　　尽管和平学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向普通市民普及和平学也同样重要。约翰·加尔通认为，应该把南京建成一个和平城市，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反战城市。“和平城市的普及教育，还需要涵盖更多的主题，比如法国冈城，它会邀请国际上许多和平类纪念馆共同举办多种主题活动，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过去，我们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共同研讨；对于现在，我们要共同面对和拥有；对于未来，则需要建立一个关于和平研究的大联盟。”约翰·加尔通希望在不久之后，能够建立一个东亚地区的大联盟，包括中、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共同探讨和平问题。

　　本报记者 肖姗

　　约翰·加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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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1930年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现代和平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TRANSCEND）”创始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和平学之父”。1959年，加尔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学研究机构——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并担任所长。1964年，创办了《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半个世纪以来，加尔通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和平运动，在他的帮助下，建立了多所遍布世界各地的和平与调停中心，他本人也调停了超过100起国际冲突。加尔通对国际和平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因此获得了多项荣誉博士学位和一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