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日前报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遗址遭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破坏。事实上，当前殷墟遗址的保护困境并非特例：陕西省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困于“私搭乱建”、珠江三角洲地区遗址遭遇“建设性破坏”……大遗址保护面临怎样的困境？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能否调和？未来大遗址保护路在何方？

　　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矛盾凸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我国已公布的40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900余处为大遗址，约占四分之一左右。因占地面积大、利益诉求者众等因素，大遗址在管理与保护上面临困境。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建新介绍说，生活在遗址区的居民，其生产生活难免对遗址本体和景观环境造成破坏；同时，遗址保护也使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这样便形成了矛盾。

　　“城乡建设发展造成的破坏、不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以及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文物盗窃行为等，也使大遗址保护陷入困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张祖群补充道。

　　采访中，学者纷纷痛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却付出了巨大代价。“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情况来看，第一次和第二次普查发现的文物遗址约20%—30%在消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燕生东说。

　　同时，大遗址保护区的经济发展也普遍落后于周边地区。“以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为例，它周边区域已成为高度发展的城市建成区，而汉长安城遗址仍然属于农村区域。由于遗址保护的需要，它不能像周边区域那样发展工商业，更不能搞房地产开发。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5万多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远低于周边区域。”王建新表示，遗址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

　　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互利共生

　　大遗址保护一定会牺牲地方民生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认为，尽管保护范围内的居民承担了“保护殷墟”的代价，但并不表示可以打着民生的旗号破坏遗址。他强调，文化遗产也是民生，而且是更有历史意义的民生。

　　学者普遍表示，文物和考古遗址保护应与地方经济利益互利共生。“只有大遗址得到良好保护，才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只有地方经济利益得到保证，才能更好地保护大遗址。”张祖群说。

　　燕生东也表示，诸如国家对基本农田耕地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即保护了古遗址；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与文化旅游的兴起，也将促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加里·克劳福德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他在加拿大推进公众考古活动的经验。“将考古材料带进学校、社区，可使人们对文物遗产问题有所认知。如果人们相信，这些文物资源有着连接一方水土的意义与价值，那么人们再也不会认为考古学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会将其看作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克劳福德说。

　　多措并举推动大遗址保护

　　记者在撰稿前获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安阳市已叫停殷墟遗址保护区内的违法建设。

　　有学者表示，协调好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任重道远。张祖群建议，可举行听证会，听取多方意见，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具体制度。而考虑到当地居民为文物保护做出的牺牲，唐际根建议国家应设立文物保护补偿机制。

　　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将为大遗址保护工作提供新契机，燕生东认为，一些环境脆弱、文物遗址丰富、土地肥沃的地区，通过人口集中，让村民搬入城镇，能更好地保护古遗址。这需要文物保护部门和城镇发展规划部门相互配合，进行顶层设计与规划。

　　“调整遗址区内的产业结构，是改善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有效措施。”王建新建议，发展遗址区绿色高效的观光农业、传统手工业，将遗址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与遗址保护、环境整治、旅游服务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由此改善当地的民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