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禄作为古时官吏的薪给，是官吏供给所需、发挥治国理政职能的物质基础。俸禄制度关乎财政、税赋、廉政等各个方面，历史上有着以明朝为代表的采纳薄俸的朝代，也出现了宋朝那样的主张厚俸的朝代。

　　历史上诸朝多以薄俸为长策

　　明朝官员俸禄以微薄著称，出现了一批清官廉吏。据史书记载，洪武年间通政使曾秉正去职时，竟然“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吏部尚书刘崧，“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永乐时，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秦纮任官四十载，“其妻菜羹麦饭常不饱……及卒，家无余资。未几，子孙有贫乏不能存者。”上述例子也说明了俸禄过低则官员基本所需不保，有悖于官之为官的显赫与殊荣。

　　明朝的皇帝几十年辍政不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主要得益于强大的官僚集团。历代皇帝都深感于官吏的重要价值，在薄俸政策背景下，对于官吏法定俸禄外的非法收入，如常例、家伙、耗羡等往往采取默认态度，并通过养廉银、养廉地、恩俸、赏赐等合乎法令的方式补充薄俸的不足。这样，官员的收入构成就由法定俸禄、默认的习惯收入、法定补充三部分组成。官吏的收入不仅仅限于法定的俸禄，出现了法外支俸的现象，使得法定的俸禄制度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针对薄俸采取的补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薄俸带来的问题，但并没有改变俸禄不足的局面。官场出现“大官贪污以求富，小官贪污以救贫”的现象。俸薄的官吏希求通过各种手段满足物质上的欲望，在默认的权利外寻求更大的刺激与满足。明初统治者力图以重典治吏，严刑惩贪，然人人不畏其法，仍继踵而为非，其原因就在于法定俸禄遭受制度性的破坏，纲纪废弛。官员供给在法定范围得不到满足，贪欲无限制。

　　可见，薄俸虽有利于减轻财政压力，轻徭薄赋，但官吏的基本所需得不到满足，不利于其发挥治国理政的才干。相比于官吏的收入构成，薄俸也足以致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