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史·百官志》与《大金集礼》对金代大、次、小三等封国之号均有记载。《金史·百官志》中的封国名号主要以明昌之制为准，同时也部分地反映了大定之制；《大金集礼》反映的则是天眷和大定时期的封国等第，但两者对封国之号的记载均有缺失。结合金代相关封爵史料，对两书中的封国名号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厘清金代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封国之号的名称。金代国号王爵有一字王、一字国王、两字国王三种类型。三种不同称谓的国号王爵具有不同的含义，是区分王爵等级的重要标准。海陵正隆二年“例降封爵等第”后，国号王爵仅见一字王称谓。国号王爵类型的前后变化与金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

　　关 键 词：金代/国号/国号王爵/类型　

　　基金项目：渤海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0515sb010)。

　　作者简介：孙红梅，历史学博士，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

　　王爵是爵位的最高等级，名位极尊，“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①。《金史·百官志》载金代封爵是“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②，但《金史》中封“王”或“国王”者却屡见不鲜，即以国号作为王爵封号的爵称，所以金代封爵在郡王之上还有“王”或“国王”之等级，且有一字王、一字国王、两字国王三种类型，为叙述方便，统称之为“国号王爵”。目前学界对金代封爵问题多在通史、制度史或其他论著中有所涉及③，并未做深入研究，有关国号王爵类型的认识仍有些模糊不清，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大金集礼》和《金史·百官志》对金代封国之号均有记述，反映了不同时期所封国号之名称，但其中某些国号存在分歧和异议，需结合相关封爵史料进行考证，进而厘清金代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封国之号的完整形态。金代的国号王爵在海陵正隆二年“例降封爵”之前有一字王、一字国王和两字国王三种类型，此后则仅有一字王封爵。另外，一字王与一字国王并非同义，两者具有高下之别。

　　一 金代封国之号

　　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代封王之国号分为三个等级，即大国(20个)、次国(30个)、小国(30个)④。《金史·百官志》中的封国名号主要以明昌之制为准，并以注的方式对明昌改制所依据的大定之制的国号名称做了交代，同时对明昌以后个别国号的更改情况也做了说明。金人张暐所撰《大金集礼》对封国之号的记述方式与《金史·百官志》不同，且主要记载了天眷和大定时期的封国之号⑤。现将《大金集礼》和《金史·百官志》关于封国之号的记载列表如下，其中需专门讨论者则于表中用加粗字体标出。

　　结合金代相关封爵史料，对两书所载封国名号进行对比、考证，发现《大金集礼》可补《金史·百官志》对天眷格⑦和大定格封国之号记载的缺失，《金史·百官志》又可校正《大金集礼》中封国名号的舛误，由此可厘清金代不同时期封国之号的名称。

　　第一，《大金集礼》补充了《金史·百官志》中未能记载的天眷格以及大定格的某些封国名号，为全面了解金代明昌以前的封国之号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一，《大金集礼》对天眷格大国之号“燕”“魏”“商”“周”的补充。

　　“燕”“魏”是天眷时期的大国封号，熙宗、海陵时常以“燕”“魏”国号封爵，如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追封宗望为魏王；天会十五年，追封世祖子斡带为魏王、景祖孙撒改为燕国王；皇统三年(1143年)，熙宗封其子道济为魏王；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迁都后封宗雄子按答海为郓王，后改封魏王⑧。因此，《大金集礼》记载不误。

　　据《大金集礼》记载：“皇统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奏定大国从上添唐、殷、商、周，为二十四，余仍旧。”⑨也就是说，皇统五年以后，熙宗时期的大国号应为24个，这在《金史》相关封爵史料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海陵即位初，穆宗第五子完颜勖的封爵由秦汉国王“进封周宋国王”⑩；天德二年(1150年)正月，诏有司“择日奉册唐殷国妃、岐国太妃，仍别建宫名。合行典礼，礼官检详条具以闻”(11)。大定以后，“商”“周”“燕”“魏”都被取消，大国号仍为20个。

　　其二，《大金集礼》准确地记载了“蜀”在天眷格中为次国之号，大定时才进入大国号之列。以国号“蜀”封爵多见于熙宗、海陵时期，如宗室子银术可，“天会十三年，致仕，加保大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封蜀王”(12)；贞元年间，渤海人张浩的封爵由潞王改封蜀王(13)。可见，“蜀”肯定是天眷格中的封国之号。此时其位列大国还是次国之号，从伪齐刘豫被废后爵位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天会十五年，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14)。皇统二年，金宋“和议”，“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世世子孙，永守誓言”，金朝随即“改封蜀王刘豫为曹王”(15)。其间刘豫并无过责，又逢金宋“和议”，其国号王爵由“蜀”改封为“曹”应是爵位的提升。此时“曹”处在大国号最末位，那么“蜀”则非大国之列，应在《大金集礼》所载次国号之首。但在大定封国之号中，“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大金集礼》所载大定格大国号之第18位是蜀，与《金史·百官志》所载大国号“夔”“旧为蜀”相吻合，即“蜀”由天眷格次国号之位上升到大定格中的大国之位。

　　其三，“虞”作为天眷格和大定格的次国之号在《大金集礼》中得以记载。章宗明昌以前，曾多次以国号“虞”封爵。如天眷元年(1138年)，封太宗子宗伟为虞王(16)；景祖子麻颇，“天会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国公”(17)；世宗子永升，“大定十一年，封徐王，进封虞王”(18)。因此，《大金集札》所载的次国号“虞”应是天眷格和大定格的封国之号。但在《金史·百官志》次国号中，与“虞”相应位置的是“泽”，这应是明昌以后更改国号的结果，如“宣宗即位，拜执中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监修国史，封泽王”(19)。

　　其四，“谭”是天眷格和大定格中的小国号，《大金集礼》记载准确。《金史·百官志》中小国号第18位是“郯”，《大金集礼》为“谭”。海陵和世宗时期有多人以国号“谭”封爵，如海陵天德初年，张通古迁行台左丞，进拜平章政事，封谭王(20)；太祖异母弟阇母，正隆例，改封谭王(21)；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徒单克宁“拜右丞相，徙封谭国公”(22)。因此，天眷和大定时期的小国之号有“谭”，到明昌之制才改为“郯”。

　　第二，《金史·百官志》可校正《大金集礼》国号记载之误。

　　王可宾对《大金集礼》与《金史·百官志》两书关于封国之号记载中的出入之处做过考辨，肯定了《金史·百官志》的记载(23)。其考证准确，这里拟在王先生考证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

　　其一，《大金集礼》天眷格次国号“杞”，应为“纪”之误，天德年间才有“杞”国之号，且由小国号“应”改定而来。熙宗时期不见以国号“杞”封爵者，以“纪”封爵者有两例，均为太祖子。一是宗强，“天眷元年，封纪王”；二是崇妃萧氏所生“纪王习泥烈”(24)。习泥烈封纪王的时间《金史》未予交代，但从熙宗即位后大封宗室、太祖诸子均有王爵之封的情况判断，其封爵也应在熙宗朝。另外，海陵天德年间改小国号“应国”为“杞国”(25)，此前应没有“杞”国之号。所以，《大金集礼》天眷格次国号“杞”应为“纪”之误。

　　其二，《大金集礼》大定格大国号中的“许”应为“殷”。“许”在《大金集礼》中位列大国号之第10位，而《金史·百官志》所记大国号第10位“谯”“旧为殷”，“旧为殷”也就是大定格大国号第10位应是“殷”。《金史》中以“许”国之号封爵者有4人：皇统三年(1143年)，宗望“进许国王”；海陵迁都，封完颜晏豫王、许王；“正隆例，亲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许王，后封许王妃”；大定元年(1161年)，封皇子永中许王(26)。可见，“许”在大定以前作为大国之号是没有问题的。大定以后，以国号“许”封爵者仅有1例：大定元年，封爵皇子永中，直到大定七年(1167年)正月仍称永中为“许王”。如《金史》中记载，“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号。前三日，命皇子判大兴尹许王告天地”(27)。是年永中晋爵为越王，此后封爵不再见有以“许”国之号封者。“许”曾是世宗之父睿宗的封爵国号，从世宗即位后规定其初封之“葛王”不得封臣下、明昌格将“葛”改为“蒋”，章宗即位后将其曾封爵“原”改为“升”的封爵避讳来看，大定格中的大国号“许”也应加以改定。但自大定元年至七年正月皇子永中爵位仍是“许王”，究其原因，应是这一时期仍沿用前朝封爵制度的结果。世宗初即位，着眼于皇权的巩固和政权的稳定，对一些具体的政策还未来得及作出调整，因此封爵制度沿用旧制也在情理之中。这种情况在章宗初年的封爵制度中也有发生。如章宗即位，皇子越王永中“进封汉王”(28)。“汉”在大定格大国号中居第6位，《金史·百官志》载，“益”“旧为汉”。章宗议改封国之号是在明昌二年(1191年)三月，“敕有司，国号犯汉、辽、唐、宋等名不得封臣下。有司议，以辽为恒，宋为汴，秦为镐，晋为并，汉为益，梁为邵，齐为彭，殷为谯，唐为绛，吴为鄂，蜀为夔，陈为宛，隋为泾，虞为泽。制可”(29)。所以章宗即位之初，仍使用大定格国号。到明昌二年四月再次为永中晋爵时，则不再使用大定国号，而是以“并王”封之(30)。由此看来，大定元年“许王”之封也应与此相类。

　　其三，《大金集礼》中大定格次国号“吴”为衍文。《大金集礼》所载大定格大国号和次国号中均有“吴”，考查金朝封国之号，无论是天眷、大定还是明昌之制，同一时期的大、次、小三等国号不见重复者。因此，国号“吴”不应在大定时期作为大国号和次国号同时存在。《金史·百官志》载明昌格大国之号“鄂、旧为吴”，即“吴”是大定年间的大国封号。《金史·百官志》大定格次国号“卫”后为“韩”，而《大金集礼》次国号“卫”“韩”之间却多了个“吴”，由此判定此处“吴”应为衍文。

　　其四，《大金集礼》所载大定格中的次国号“冀”应为“翼”字之误。《大金集礼》中大定格次国号和大国号均有“冀”，如上所述，同一个封国之号不应在同一时期不同等级中重复设置。《大金集礼》中次国号“冀”位于“邢”和“丰”之间，《金史·百官志》中次国号“邢”与“丰”之间为“翼”，《大金集礼》所载天眷格中“邢”和“丰”之间也为“翼”。因此，《大金集礼》大定格中的次国号“冀”应为“翼”字之误。

　　其五，《大金集礼》所载大定格次国号“荣”与“寿”之间漏掉了“英”。《大金集礼》大定格次国号无“英”，《金史·百官志》大定格次国号有“英”，且位处“荣”与“寿”之间。海陵天德年间曾改“英国”为“寿国”(31)，但到大定年间“英”与“寿”又同时列入封国之号。如大定年间，宗强子爽，先后封爵寿王、英王、荣王(32)；大定初，宗望二子京、文分别封寿王和英王(33)。因此，大定格次国之号中有“英”，《大金集礼》漏载。

　　其六，《大金集礼》天眷格和大定格小国号“宋”为“宗”之误。《大金集礼》记载的天眷格和大定格封爵中的“宋”既为大国号也为小国号。“宋”在《金史·百官志》中是明昌二年以前的大国号，此后“以汉、辽、唐、宋、梁、秦、殷、楚之类，皆昔有天下者之号，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宋”改为“汴”(34)。大国号中已有“宋”，小国号中不应重置。《金史·百官志》载小国之号“莱”，注曰“旧为宗，以避讳改”(35)。章宗时期避讳益严，世宗父睿宗“讳宗尧”，改小国号“宗”为“莱”，应是避先祖名讳。“宗”与《大金集礼》中小国号“宋”的位次相同，均为小国号第16位，所以《大金集礼》中的小国号“宋”应为“宗”之形误。

　　第三，国号“葛”在金代封国名号中地位变化的说明。据《大金集礼》记载，天眷格和大定格小国号中均有“葛”，《金史·百官志》在次国号“瀛”之下注有“按金格，葛当在此”，而小国号“蒋”下又有注云，“《士民须知》云，旧为葛”。其实，大定时期“葛”作为封国之号已被取消。封国之号“葛”地位的变化与“葛王”曾是金世宗即位之前的封爵有关。“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国号无葛”(36)。也就是说，“葛”在大定之前曾是小国号，且是世宗的王爵之号，世宗即位后不再作为国号封爵臣僚。但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皇子忒邻生，因“久无皇嗣”，“甚喜”，“弥月，将加封，三等国号无惬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为葛王”(37)。于是，“尚书省奏，请于瀛王下附葛国号，上从之”(38)。章宗为了皇子爵封的需要，又将国号“葛”搬出来且附于次国号“瀛”之下。因此，国号“葛”的地位较为特殊，章亲时期虽将其附于次国号“瀛”之下，但并不作为封国之号的常例。

　　第四，对《金史·百官志》小国号“遂”下所注“旧为济”的补充，此注应为“遂、旧为济，卫绍王时改”。《金史·百官志》所载“遂、旧为济”，可理解为“遂”是明昌之制，但章宗时期此国号并没有更改，仍以国号“济”封爵。如承安五年(1200年)，徒单镒“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39)；泰和年间，封仆散揆济国公(40)。章宗之后，卫绍王即位，名允济，国号“济”改为“遂”，应是此时避卫绍王讳而改。所以，明昌格小国号中仍为“济”。

　　通过以上的分析考证，可得出金代天眷、大定、明昌三个时期不同等级的封国之号的准确名称如表2。

　　金代大规模改定封国之号主要在天眷、大定、明昌三个时期。金章宗明昌年间更定国号之制，使金代的封国之号基本定型。此后，除了个别国号，如小国号“济”“景”“郇”有所变更以及国号“葛”地位的特殊变化外，其他基本以明昌之制为准。金代不同时期封国之号的变更主要是因为避讳(43)。一是避本朝讳，如天德四年(1152年)，海陵立光英为皇太子，以“英”字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改次国号“英国”为“寿国”，小国号“应国”为“杞国”(44)；大定十四年(1174年)，“上更名雍”(45)，为避名讳，改大国号“雍”为“唐”；宣宗名“珣”，兴定元年(1217年)十月，“改郇国号为管，避上嫌名”(46)；卫绍王名“允济”，改小国号“济”为“遂”，等等。二是为避昔有天下者之号，如“明昌二年以汉、辽、唐、宋、梁、秦、殷、楚之类，皆昔有天下者之号，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47)。

　　金代不仅大、次、小三等国号之间具有等级差别，每一等级内的国号也依据其排序先后存在高下之别。正常情况下，金代国号王爵均从不同时期的大、次、小三等封国名号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