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近现代哲学

　　作者简介：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发展历程。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中国近现代诸多思潮中的一种，而从此时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其他思潮的变革和发展。由于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这种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性质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臣属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由这一性质所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功转型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具有不同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内在机制。正是这样，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有了十分特殊的意义。首先，它能使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不至于随意地、碎片化地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其次，它能使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内在机制，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本文以这两重意义为基本点，探讨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点，提出自己关于书写这一断代史的一些看法。

　　一、书写方式的选择

　　对于一个哲学流派的形成和演变、一种哲学传统的内在变革，人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书写。如果作一个归纳，我们可把已有的哲学史书写方式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按照人物思想出现的时间顺序去书写；第二种是按照范畴的提出和重新阐释的内在逻辑去书写；第三种是按照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方式的变化去书写；第四种是按照学术结构的转移及其走向去书写。在这些不同的书写方式中，人们很难说哪一种书写方式是最好的，只能说哪一种书写方式更适合研究者的需要，更能够解答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说，人们选择什么样的书写方式与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密切相关，而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又都是在一定的研究范式中展开的，因此，哲学史的书写问题首先有一个研究范式的选择问题。这一点，对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也不例外。

　　严格地说，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加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结果。当我们肯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为本课题的研究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分属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对其书写方式的选择也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进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才有意义，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中就没有意义呢？这是我们选择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方式必须首先面对和解答的问题。

　　“研究范式”的概念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来的。库恩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重建科学史观。库恩认为，在以往的科学史研究中，科学史家们常常满足于收集事实、理论和方法，这就把科学变成了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把科学的发展“变成一个累积的过程”①，把科学史“变成一门编年史学科”②。然而，一系列的科学革命证明，科学并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而是由一定的科学研究范式构成的；科学的发展绝不是理论的累积过程，而是在一系列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实现的。所谓科学研究范式，即是由许多科学家对某一科学成就的共同信念和由其公认的问题、方法和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构成。这里所说的共同信念，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价值系统，而公认的问题、方法和范例则是科学研究范式的知识系统。可见，一定的科学研究范式，是由一定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构成的历史整体，而这个历史整体就是一种科学研究传统；在这个传统内的研究，是“常规科学”，打破这个传统的研究便是“科学革命”了。库恩如此规定科学研究范式，意在阐明这样一种科学史观：决定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东西，不是科学的理论或内容，而是科学的结构或形式。库恩的这一科学史观也适合于哲学史的研究，尤其适合于我们有效地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的研究必然包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也必然要论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但不能由此而把这一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等同起来，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变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任务是解答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传统更新的问题。这一点，曾乐山先生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中就已经阐明了。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书是拙著《中西哲学的汇合——中国近代进化论传播史》、《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的姊妹篇。除第六章的第二节作了较大的修改外，本书的其他章节均陆续脱稿于1988年秋天以前。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首先是由于我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深切地感到要提高这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水平，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问题；其次是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断了中国的启蒙运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封建主义化等谬论，甚嚣尘上。为了明辨是非，澄清思想，以及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我也觉得十分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学习、探索和研究。”③曾乐山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是最早提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作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归于思考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结果，无疑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内容。由于研究任务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的区别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重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在学术理路上，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重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变革的问题，在学术理路上，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革中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思潮之间的关系，总之，是沿着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向发展的。根据库恩的研究范式，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是研究范式的核心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在研究问题和学术理路上的不同，实质上就是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也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别。这一区别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间的区别不在内容上，而在形式上，准确地说，是在理论框架上。如果对这种理论框架上的区别作一个概括，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它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它所突出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背景。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理论框架决定着理论内容的意义。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内的一个流派或一种哲学形态，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的内容和意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过程中的一种。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中，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而是中国近现代哲学诸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它的理论内容的意义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发展，是中国人的新精神、新的价值理念和新思维。由于这一区别，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课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提出，而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

　　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自21世纪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已经把1949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其中了。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修订本中的第七卷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49年至1992年的历史；201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叙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但是，这些叙述都是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发展阶段④，而没有把它当作中国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因而始终没有提出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断代史进行专门研究的任务。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一开始就逼近了这一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学界提出这一课题，是为了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创造中的合法性。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国学界开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的研究，其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把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各种学术论争中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意义和中国背景，进而对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了充分的研究，完整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貌。进入新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探讨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关系问题的关注，与之相应地，在研究的时段上，也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研究转向了对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断代史研究。这一研究在2008年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中得以系统化。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学术空前繁荣的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在学理上、在学科建设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学理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认识论研究范式和教科书式的书写方式，开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历史观、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发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多个研究领域。但是，在总结这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中国学者并不满足于罗列这些事实，而是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高度反思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之路。我们知道，哲学理论建设离不开理论创造的形式，而理论创造的形式，说到底，就是研究范式的选择和创造的问题。中国学界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及其转换的课题。孙正聿在他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哲学)》中专门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转换方面取得的成就：“学者们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现实生活以及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和生存状态的特点进行理论反思和概括，为此就需要转换旧的哲学范式并探求新的哲学范式。学者们提出，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创新是一个综合的、需多方面努力的理论任务，需要多种工作方式和理论路径的相互协作和配合。既需要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把握，也需要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返本开新’，同时也需要与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学术思潮深入广泛的对话与融合。哲学范式转换与创新最为根本的目标和方向是建构中华民族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⑤我认为，这一总结概括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三个特点：其一，研究的重心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移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经从对历史的反思转向了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其二，理论形式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上的理性自觉；其三，提出了在当今世界变化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张力中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这三个特点实际上已经以隐蔽的形式提出了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因为要说明研究范式的更新就必然要进行新旧研究范式的对比，而要对比新旧研究范式，就必须返回到以往的研究范式。这里所说的以往的研究范式，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就把近30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扩大到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课题。

　　中国学界不仅在反思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提出了研究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任务，而且还蕴涵了撰写这一断代史的书写方式。这个书写方式就是学术结构的转移及其走向。近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转换的所有研究，集中到一点，就是强调：在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更新已经迫在眉睫，而这种形式的更新在研究1949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就是探求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转移及其走向。实际上，提出并研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为对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件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中都已经有了，现在重提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绝不是要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已经论述的内容，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去重组这些内容，以此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转化机制，阐发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念、新理论。可见，提出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新意不在于内容的更新，而在于书写方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