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图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在分析文本研究兴起背景和争论问题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如何看待“语境还原法”及文本解读中的“引申和发挥”两个焦点问题，并阐明了文本研究与哲学原理研究的相互关系。

　　关 键 词：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学；文本学；“语境还原法”；原理研究

　　作者简介：杨学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思想和当代社会理论。

　　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图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此情况下，理性辨识文本研究中的一些争论问题，处理好文本研究与其他研究方式和进路的相互关系，不仅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文本研究，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略陈管见，请方家指教。

　　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兴起和争论

　　近年来，围绕着“重读马克思”的话题，学术界兴起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热”。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兴起并非无的放矢。

　　首先，它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有密切的关系。MEGA[2]不仅提供了大量以前没有见到的文献资料，而且通过考证发现，过去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W)、俄文版和中文版的文献有误收，即把不是马克思的著述当成了马克思的作品。MEGA[2]所做的辨别真伪的工作，特别是其附属资料卷所提供的大量新文献，为马克思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是文本研究兴起的资源背景。

　　其次，文本研究中提出的“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虽然受到不少人的误解和批评，但我认为应该持“同情理解”的态度。因为他们所说的“回到马克思”，是指要超越以往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通过重新解读，“回到”在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后来的解释中)被“遮蔽”的马克思真精神上，而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一切现成结论上。

　　第三，文本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要“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鉴于以往政治性考量过分强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文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争论，因此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从对象来看，文本研究就是人们以前所说的原著选读。①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鲁克俭的看法，即文本研究虽然是一个新提法，但并不是什么新事物。②

　　很多人都以为我喜欢批评文本研究，其实我自己就是文本研究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我自认为是对文本研究持“同情理解”态度的学者之一，我对文本研究的批评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在与鲁克俭的对话中，我把自己对文本研究的批评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有的学者声称他们的文本研究是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为依据的，我认为这是夸大其辞。什么是“原始文本”？据我理解只能是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而这些手稿我国收藏的据说只有几封就其内容来说不很重要甚至很不重要的书信，既然我们并未掌握所谓“原始文本”，谈何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研究？第二，“回到文本”也是一个不确切的提法。“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在恰当理解的意义上还有其合理性，但“回到文本”却是不通的表述。因为文本是我们面对的对象，它们自从被创作出来以后就一直在那里(遗失的除外)，并不需要我们去“回到”，只需要去“面对”。第三，所谓“文本学派”这个标签更不能成立。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是所有研究者的公共资源，我也赞同聂锦芳的一个看法，即文本是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础。但是学派之为学派，必须有与其他学术共同体不同而为自己所特有的研究纲领、基本预设和基本方法，怎么能把作为公共资源的“文本”拿来作为自己学派特有的标签呢？③

　　我自认为这些批评是理性的，也是有道理的。还有些批评带有非理性色彩，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以聂锦芳和鲁克俭对张一兵的批评及张一兵的回应为例：聂锦芳的批评，参见《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鲁克俭的批评，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和2007年第3期。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第二版“作者的话”中，针对他们的批评作了如下回应：

　　还有极个别的人，在没拥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文本解读成果的情况下，却大谈文本学研究的方法；在自己并不能直接通过原文通晓文本内容的情况下，却批评他人对MEGA版文献的完整利用，甚至荒唐地在他自己根本从未涉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中武断地批评他人；手中没有任何原文手稿，竟然要在二手文献上做所谓版本考证，甚至荒唐地将版本考证之类的文献学研究误认为解释学语境中的文本学。(下面还有脚注说：“我是想让国内学者了解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的科学样式。一个根本没有直接面对文本原文手稿，并通过文字识别和考证的所谓版本研究，只能是通过他人二手资料的汇编而制造的伪科学而已。就我个人而言，我早就自觉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具备文献学和版本考证的基本资格，所以才转向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而且我认为，就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条件而言，这一科学领域的真正开辟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④

　　紧接着的一段话是针对鲁克俭的，用辞更加尖刻：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理论动向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和立场简单地成为一些人的膜拜对象，而西方马克思学文献研究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许多错误观点被当作是“新成果”，无批判无分析地推销到国内学术界来。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一些青年学者身上。我倒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直接批评了我的书和研究而发此议论，我从来都是真心地欢迎各种学术批评，但也绝不能纵容那种强暴式的不负责任的恣意谩骂。我以为，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这种可悲的不良学风真可以休矣！其实，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都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持有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大家都需要相互平等地交流和商榷，其目的是共同创造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理论学术环境，以期共同创造民族精神和文化再腾飞的明天。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要读懂《回到马克思》中已经表明的基本理论逻辑，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还有脚注说：“最近，个别论者在对我的《回到马克思》一书进行的长达数万言的批判性解读中，唯一的肯定性参照只是西方马克思文献学的所谓‘最新成果’，所以，他对我的批判，只是依循一些外在的文献数据指认出《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许多‘过时’之处。其实，这是典型的无思考主体的他性镜像。正因为自己没有独立的思考，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论说中依存于他者的理论逻辑和外部权威。而《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恰恰会被认定为思辨玄学而遭到否定和贬斥。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笑话，在2006年秋天我们主办的第一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中国常熟)上，遇到上述这位论者在国外访学时的老师——英国著名马克思学文献专家卡弗教授。一天晚上，在我们与英国学者的酒会上，当时有人提到上述这位对《回到马克思》的‘批判’，卡弗教授在表示了他不想介入这场‘战争’之后，当着六位英国学者的面对我说：‘你是一位原创性的学者，而他不是’。显然，他也知道自己学生所具有的他性话语。”]⑤

　　我认为，把文献学事实的新旧当作思想解读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尺，是错误的甚至是疯狂的，思想史没有对这种批评提供支持。所以张一兵的反批评，排除其中情绪化和侮辱性的言辞，仅就其合理的答辩部分而言，我是赞成的。

　　现在的文本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聂锦芳的新著《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也有些忧虑。如前所述，文本是公共资源，每个马克思的研究者都在做文本研究，或至少有一部分工作是做文本研究，把文本研究变成一些人的专业，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迄今为止，呼吁文本研究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唤起了人们“重读马克思”的兴趣与热情，但取得的真正重要的学术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真是“任重而道远”。拿版本考证来说，有谁做出了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新发现？不过是二手材料的译介和汇编而已。文本研究也好，马克思学也罢，我以为中国学者真正有可能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还是在文本解读方面，而理论问题是其最终的归宿点。当前尤其需要明确研究重点，避免在非中国学者所长或因条件限制而无能为力的文献考证方面浪费精力、劳而无功。当然，我并不否认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新成果的必要性。

　　首先，过于倚重MEGA[2]不现实。我以为不能以MEGA[2]和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完全否定以前的解读方式及其结论的有效性(被证伪的部分除外)。一来MEGA[2]与原来的版本特别是国际版(MEW)比较，除了没有定论的手稿和原来未曾收录的笔记和读书批注以外，差别并不是那么大。何况MEGA[2]还有半数以上没有出版(55/114卷)，研究者不能等，也等不起。我甚至悲观地估计，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否见到MEGA[2]出齐，也是个未知数。须知德国人编历史考证版是极端认真和严格的。2009年9月，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几个历史考证版编辑成员来北大开会时介绍说，《康德全集》从1900年启动，编了一个世纪还没有最终编定，现在有些卷又在重编或者增补；《莱布尼茨全集》从1907年正式启动，计划出版120多卷，最终完成时间为2055年。按照这个节奏，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乐观地估计，MEGA[2]大概也要到2075年(从1975年出第一卷算起)才能完成，那时我们还能看到吗？所以我觉得必须正视种种限制，量力而行，不要说大话。二来版本研究的新成果是需要鉴别的，并非可以拿来就用。现在有争议的版本问题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我的基本判断是：即使MEGA[2]编出更接近马克思原始手稿面貌的文本，也只是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更可信的文本依据和解读对象，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重大改写，真正有可能构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重大改写的还是解读者自己独到“眼光”或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与文本“化合”所形成的新解读成果。

　　其次，正确认识以前研究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前马克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不从文本出发，而是观念先行，从教科书出发。试问有几个研究者认真通读过哪怕是中文版《全集》？“有的马克思研究者仅仅凭借教科书中的几条引文，就滋滋润润地混了一辈子。”(邹诗鹏语)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其实只要把《全集》真正读通，教科书的小儿科状态一目了然。二来研究者水平太低，缺乏眼光，也不能按照学术规范来进行研究，当然还有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比较一下，卢卡奇在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包括《手稿》和《形态》在内的文献，但其所达到的理解水平和思想深度，岂是苏联教科书所可比拟的？日本学者三木清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仅仅凭借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⑥所达到的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水准，又岂是手中掌握了这个版本却受到教条主义禁锢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可比拟的？⑦所以我认为，仅仅凭借MEGA[2]和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在细节上改写马克思思想史是可能的，但要构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整体性重大改写则不可能。

　　再次，正确对待国外马克思学，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文本研究的兴起，国外马克思学也重新受到关注乃至推崇。有的学者过分夸大国外马克思学的价值而贬低国外马克思主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假如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会选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还是选择国外马克思学的研究路向？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很明显，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更像马克思那样在做研究，他们并不把研究限制在文本范围内，而是以文本研究为中介，目的在于透视现实问题。假如马克思只是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的文本为满足，他无疑同样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经济史学家，但他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了。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不仅在于他研究了以前以及同时代的各种思想和文本，而且更在于他凭借这种研究所积累和锻造的理论素养，透视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历史的种种问题。

　　最后，对“文本学”研究方式应做出明确的界定。聂锦芳的新书《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在“作者简介”中说，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提升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是这一领域‘文本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段话使用了“文本、文献”和“文本、文献学”的表述。其书“内容简介”中说：“本书是作者数年殚精竭虑、潜心研究的结晶。从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三方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性研究，体现了作者所理解和倡导的‘文本学研究’的一般范型，反映了我国青年一代学人在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和实绩。”这里又使用了“文本学研究”的提法。

　　关于“文本学”这个术语，前文所引张一兵的一段话在区别于“文献学”的意义上做了明确限定。但是我和鲁克俭都注意到，英文里似乎没有“文本学”的专门术语。关于这个问题，此前我也曾同聂锦芳讨论过：中文里的“文献学”和“文本学”在英文中是如何表述和区分的？他在回信中答复如下：

　　我不把这种研究叫做“文献学”而称为“文本学”，是说它看重文献/版本，但主要还是思想研究，但后者又必须尽可能以准确而客观的文献为基础。在我的理解中，“文本学”包含“文献”而又不限于文献(这样解释不知是否曲解了“文本学”和“文献学”原本的含义)。我的针对性很明显，既想改变咱们过去几乎不涉足文献而抽象阐释思想的做法，又不完全认同把马克思研究等同于“版本考证与编辑”的某些“马克思学”家的偏见。

　　我个人觉得，他的答复似乎是清楚的，如果能够成立，或许可以看作中文语境中“文本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如果按照他的答复，“文本学”和“文献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那么“作者简介”中“文本、文献”和“文本、文献学”的表述就是不够准确和严格的，因为这种表述是一种并列关系。我倒有一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即表述为：“文献—文本学”或“文献/文本学”。因为连字符“—”和“/”不像“、”号那样僵硬，表明它们有连带乃至交叉关系，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而把“文献”放在“文本”前面，可以凸显“文献”的基础意义。

　　第二，“文本学”这个中文表述如何翻译成外文？我曾向多位搞西方哲学研究的前辈学者请教过，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我查对了多部大型词典，结果发现：bibliography(文献学)、philology(语文学、语文文献学)、Marxology(Marxologie，马克思学)是比较常用的术语；而“文本学”这个中文表述，虽然很容易按照构词法拼造出来：text+ology=textology，但我查阅了不下5部大型《德汉词典》和《英汉词典》均未发现，只意外地在“金山词霸专业版”中发现了这个词，但被翻译为“考据学”，根本不是“文本学”。英文中还有一个相近的词——textualism，但也不是“文本学”，而是“校勘学”。所以，“文本学”这个术语在中文里似乎是清楚的，但如何翻译成外文却是一个难题。

　　按照聂锦芳对“文本学”研究范围的界定，它应该包括“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三个方面。这种界定倒与广义的“马克思学”(Marxologie)比较吻合。鲁克俭与我合写的《“国外马克思学译丛”总序》给出了这个术语的界定：“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学就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学术性研究。”这个定义是我们反复讨论和斟酌后下的，大概也是他主张把这种研究叫做“马克思学”，而不赞同“文本学”称谓的理由吧。对此我的立场是中立的，个人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吧。不过从翻译方面考量，“马克思学”不存在什么难题，而“文本学”却存在这个难题。聂锦芳答复中表示不认同某些“马克思学”家把马克思研究等同于“版本考证与编辑”的偏见，但是还有很多“马克思学”家并不抱这种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