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它有指称“虚假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双重内涵。早期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的内涵，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认识论转向；而阿尔都塞、齐泽克与詹明信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念上层建筑”的内涵，着力于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从而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论转向。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应该是科学性、存在性与革命性的内在统一，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程度不同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但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把握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系统研究，因而他们无法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工作。

　　关 键 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论；认识论；革命性

　　作者简介：杨生平，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1）01—025—032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是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展开的，它们或解构或重建，试图从不同视角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完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视角的两次转向

　　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于1796年和1798年间在《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一文中提出。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指“观念科学”。他试图通过对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中基本问题的研究，形成一套科学的认识论体系，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建立起真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正如齐格姆·鲍曼指出的，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关于科学的唯一科学，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只能是意识形态”[1](P134)，故它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属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梦想。”[2](P80)在这里，意识形态成为“科学”的代名词。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并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于是意识形态概念便广为流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有两层含义：一是“虚假意识”；二是“观念的上层建筑”。[3](P71－72)就第一层含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用它指称以往意识形态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内容上看都是“虚假意识”，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客观世界的错误反映。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P30)后来，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又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5](P501)尽管如此，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若从这些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并起作用而言，它们又是“真实的意识”，即它们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念的上层建筑”。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施蒂纳政治经济学思想时就直接使用了“整个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词语。① 所以，只有区分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作用”这两个问题，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实质。[3](P72)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应该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若各执一端，就难免有失偏颇。

　　到了19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遇到挫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视阈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客观形势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问题的关注点集中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革命斗争的焦点也渐渐由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经济、政治与思想统一斗争转向单纯的意识形态斗争。于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就出现第一次视角转移，即从把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综合反映的观念体系转向单纯的文化领域，专门从事文化批判或社会批判。这如同安德森认为的那样，“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6](P72)在此，早期卢卡奇② 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起了巨大作用。他们充分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中关于“虚假意识”的思想，把从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批判当成自己的主要工作。客观地讲，这一路意识形态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早期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理论批判），它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应有的人本内涵，否定了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将意识形态看成经济衍生物的思想，但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这一路意识形态的发展也陷入了自身无法超越的困境。因为，从事意识形态建构与批判就必须有一个理论制高点（即詹明信所说的“批判距离”），但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交互渗透（即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这种理论批判制高点也就慢慢虚化（用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理论制高点的确立实际上是另一种虚假意识的确立），批评距离也随之丧失。究其原因，詹明信一语道破。他说，那是因为“精神状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脱节，人的主观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识形态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会现实各种历史性制度中发挥功能的功用之间的脱节。”[7](P281)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就出现了第二次视角转向，即从早期认识论视角（即“虚假意识”）转移到后来的存在论视角（即“观念的上层建筑”）。在此，阿尔都塞、詹明信和齐泽克是杰出代表③。他们在完成这次转向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借助了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