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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维向度
2014年02月28日 08:53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 作者:宋进 王刚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道路、理论体系、旗帜三维向度。作为中国实践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有其独特的认识路径、学理界定和三层框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其独特的逻辑进路、逻辑架构和逻辑自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有其独特的双重意蕴、认识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旗帜三维向度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旗帜;向度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道路、理论体系、旗帜三维向度。作为中国实践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有其独特的认识路径、学理界定和三层框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其独特的逻辑进路、逻辑架构和逻辑自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有其独特的双重意蕴、认识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旗帜三维向度的内在统一。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旗帜;向度

  作者简介:宋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4-0009-06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二者共同组成的“一面旗帜”作出了新的提炼和概括,创造性地将“三个一”内在地整合起来,即在实践向度上,作为中国实践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在理论向度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在旗帜向度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道路、理论体系、旗帜三维向度的内在统一。

  一、实践向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实践向度上,作为中国实践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有其独特的认识路径、学理界定和三层框架。

  第一,实践向度的认识路径。

  在党的历史上,最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模式即道路来认识的是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1980年1月,他又提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1](p.246)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创阶段,还没有形成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因此,邓小平首先在实践向度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道路,并且强调走这条道路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3)以此为起点,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p.9)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基础。

  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以后,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标题均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具体提法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视野。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首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视角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p.211)党的十五大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突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水到渠成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至包含道路和理论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从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同时,党的十七大承续了党的十三大至十六大相继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精辟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p.11)这突出表明,我们党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同党的十二大最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相比,大大地深化了。

  第二,实践向度的学理界定。

  党的十七大以“……,就是……”的逻辑界定句式,在学理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出了四个方面界定:

  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保证性规定,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首要的根本的政治上的保证,因为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被开创,也不可能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立足基本国情”,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要求,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起点和出发点的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性规定,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主要有两项,一个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另一个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道路。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布局性规定,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从总体布局的层面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界定。我们党通过长期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的认识不断拓宽和深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性规定,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从整体上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

  以上四个方面规定,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保证性规定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任务性规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布局性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目标性规定展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景。

  第三,实践向度的三层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框架上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即一条伟大道路、五条具体道路和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宏观上,党的十七大提出“一条伟大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与我们党以往文献的论述相比,党的十七大更加全面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阐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阐明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中本质、核心的内容。与此同时,又在中观层面上提出与之相配套的五条具体道路,即“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一条伟大道路”和“五条具体道路”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总纲、大方向;后者是前者实现的途径。为了使“五条具体道路”落到实处,针对每条具体道路的特点,党的十七大又在微观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等一系列措施。

  从“一”到“五”再到“一系列”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全面深入的阐述,这表明我们党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越来越清晰,具体路径越来越明确,也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探索越来越成熟,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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