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自一百多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积弱积贫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历史的轨迹已经表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幽灵”,而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宣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那么《资本论》则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资本论》则以无懈可击、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原理的科学性。自从有了《资本论》,共产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简单结论,更不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攻击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简单推论,而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资本论》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完美结合与运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巅峰巨著,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马克思坚决拒绝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公平、正义等理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未来的理性王国。《资本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格解剖和分析批判基础上,发现和构建了共产主义新世界。它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了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性,赋予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思想武器。《资本论》不仅在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中把共产主义奠定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预示了未来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然而,在《资本论》刚刚问世时,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指责马克思“只限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果真如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系统梳理《资本论》给未来社会开出了怎样的“调味单”。

　　对于从《资本论》中发掘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一些学者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共产主义的所有制、收入分配、再生产、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人的发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阐述,富于启发。[3][4][5][6]但从系统性看,还没有把《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完整内容展示出来。本文以《资本论》第一、二、三、四卷为蓝本,系统梳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启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一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更多地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来表达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这时还没有像《哥达纲领批判》里那样明确地把未来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资本论》中已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如,在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制度时写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7]这里所说的“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以及“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本身就包含着共产主义因发展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阶段区分。

　　《资本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新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当然,《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原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货币等范畴已不存在,这与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还需要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作的预示及其原理和方法,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关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