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顾海良(1951- ),男,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北京 100816

　　内容提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对政治经济学史基本脉络和过程特点的系统论述,从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社会观和历史观及其阶级观,是马克思经济思想观的核心立场和根本方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演化的探讨,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流派或学派研究的基本导向。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注重对不同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性格方面”的“比较研究”,注重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的比较分析,构成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内涵,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各种流派或者学派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规定。

　　关 键 词:《资本论》/“第二版跋”/经济思想史/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的第六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版。1873年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三个方面问题作了说明:一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结构和内容上的修订作了扼要阐释,体现了“更加科学而严密地”进行理论阐释的科学精神;二是对政治经济学史基本脉络和过程特点的系统论述,从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三是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及其关系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对经济学界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理解上的偏差作出澄清。本文仅就“第二版跋”对以上第二方面问题的说明,即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及其意义问题作一探索。

　　一、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立场和根本方法

　　在“第二版跋”中,针对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现状,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问题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德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即使是那些被德国人认为是“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实际上也已经“消失”。[1]15回溯经济思想的历史,马克思认为,1848年之前,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发展这一“生长的土壤”,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总是从英国和法国输入“成品”;1848年之后,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被看做是英法政治经济学的“学生”,而作为英法国家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的政治经济学,搬到德国就变成“教条集成”,充斥着“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的解释,从而“被曲解了”。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表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它们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基础的德国,盲目地“输入”英法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成品”,结果就是理论的“曲解”或者是“教条集成”。在独特的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下,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最后不得不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1]15由此产生了自18世纪初就在德国延续不断地生长起来的基于重商主义体系的“官房学”。

　　1848年之前,德国政治经济学还存在另一种境况,马克思在1845年3月撰写的关于李斯特刚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评论中,对此作了分析。马克思指出,李斯特按照德国资产者关心的“保护关税”为理论准则,把所有的英法经济学家“统统归结到‘学派’名下”,认为这种“学派”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因而他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认为,李斯特根本“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更不理解英法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最后必然落入“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2]241,242的理论陷阱之中。

　　结合马克思对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德国政治经济学境况的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论及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和“现实的历史”等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经济思想史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问题。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所秉持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基本遵循的。这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立场和基本方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总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3]在这一社会历史观的制约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能够有的“科学”发展,就只有在社会主要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境况下才有其可能性。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当他们似乎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德国的现实中还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的经济关系”;1848年欧洲革命后,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迅速发展,当“现代的经济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矛盾的境况,却“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1]16在这里,马克思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经济思想变化的性质,同社会阶级斗争发展及其性质联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必然结论。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基础并由其最终决定的。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1]18脱离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就只能做国外经济学的“盲从者和模仿着”,至多也就落得倒卖国外经济思想“小贩”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