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歆立,政治学博士,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科学发展与农民权利研究中心副教授。郑州 450052

　　内容提要:毛泽东从我国革命实际和农民处境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权利发展与解放道路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党关于农民权利认识链条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包括“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解决农民基本生存权利、农民拥有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权利、要尊重农民“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政治地位与权利、在推动农业合作化中发展农民脱离“永久的痛苦”的经济权利等。

　　关 键 词:毛泽东/农民权利/农民解放/思想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农民发展的权利诉求与制度贡献研究”(11CKS018);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我省城镇化在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民生改善效应综合性实证研究”(15A6300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信仰养成规律和机制研究”(2015—szk-004);2016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我国农民参与改革的道义基础与行动逻辑研究”(2017BKS019)。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权利的真知灼见,而且积极探索保障农民权利发展的根本路径与制度实践,这些见解与实践对于今天农民权利的发展仍不无借鉴价值。

　　一、从实际出发,在“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中探求农民生存权利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一生心系群众与关心农民疾苦。正如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的人民情怀的察觉:“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Alvin Gouldn在《红卫兵》(Red Guard)一文中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实现的社会变革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彻底的由下而上的革命,乃使得人类可能达致全盘革命(total revolution)的契机。这个看法虽然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是非常犀利地看到了毛泽东关心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疾苦的基本特点。正如梁漱溟所言,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靠着“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作为生存发展的根基、把服务人民作为根本动力。

　　早在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第等人受日本学者鼓吹的“新村主义”的影响,在岳麓山下着手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村”实验,这个方案设想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工农财文一体,实行共同劳动、平等分配、人人平等和睦。然而,他们跑遍周围百十里的大小村镇,也未能找到一块不属于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因而他们的思想实验最终无从做起。

　　这个改良农村思想实验的被迫放弃,促使毛泽东提出“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②的思想主张。1922年,他提出了农民的根本“生存权”问题。什么是中国农民的生存权?经过长期的思考,他认为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饿死”的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生存无法保障问题。这个看法抓住了农民问题的根本。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造反都是“岁饥”(也称“年馑”)造致的农民最基本生存条件、最起码生存权利丧失后的无奈反抗,因而农民造反是最典型的为生存而战的灾民起义,灾民理性经数千年积淀而成为潜藏于贫困农民内心深处的“自然宗教”。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作用的强烈理性驱使下,他们凭借生命的本能在与“人为压迫”的灾难搏击中,万分艰难地实现着“必须活着”或者“不得不为了活着”的基本生存目标,也与日俱增着反抗阶级压迫与脱离“永久的痛苦”的强烈革命要求。

　　那么如何根本解决这一困扰中国社会的沉疴呢?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毛泽东看到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希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须借助于“打破旧世界”的革命办法,“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③,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解决中国社会这一根本难题的理论思考与革命实践。

　　事实上,用“大规模改造”的革命办法搞社会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即使在西方也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赞赏。例如美国费正清教授通过长期观察提出:我必须对这种看法负责,即认为“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我对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是什么原因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却是有益的”呢?根本原因除了共产主义的确是一种能够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外,还在于“共产主义”对人世间基本公正的追求契合于当时中国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基本生存问题。这里仅以1928年12月9日通过的《遂川县工兵苏维埃政府文件共产主义者须知》关于共产主义是什么与中国为什么发生共产主义两个问题的回答为例说明。对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文件给出的主要答案是“大家过太平日子”④。“大家过太平日子”这一大白话是典型的群众语言,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直观朴素理解:共产主义就是有吃有喝过上太平日子!对于为什么发生共产主义?文件给出的主要答案则是“面包问题发生。先觉者登高一呼引起了普遍的不平之鸣”⑤。“面包问题的发生”与“大家过太平日子”两句话相辅相成地道出了中国革命问题依然是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革命者也是因势“登高一呼引起了普遍的不平之鸣”而使革命风起云涌的。事实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把他的“民生主义”形象地称为“吃饱饭主义”,也是基于对当时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同情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