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彻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 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史或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结合方式的历史。即有多少种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理解, 就有多少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你告诉我, 你是如何规定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 那么我就会告诉你, 你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1]59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二战前后法国思想界包括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解。

　　近现代法兰西民族文化的传统, 总体上说是擅长于文学艺术科学探索而稍短于哲学理性思辨精神。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 19世纪的法国是政治发达而“哲学贫困”。曾几何时, 在19世纪德国哲学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 与之相比, 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则显得有些苍白。于是, 黑格尔被法国人接受与理解也就是相当困难而晚近的事情了。此所谓“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或如另有学者所说:“一个人的声誉史是一部各种分歧的记录书。某个人的所作所为与世人对他的看法之间, 彼此总是相去甚远。这些分歧有的是时间上的, ……有的是空间上的。”[3]这颇有点“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之感。一般认为, 黑格尔刚刚去世时的19世纪40年代, 曾经是黑格尔主义影响如日中天的鼎盛期, 也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 与存在主义 (施蒂纳与克尔恺廓尔) 的孕育期。但在1848年革命之后, 黑格尔哲学逐渐被挤出思想舞台, 而长期处于被人遗忘、受人冷落的状态。直到20世纪30-40年代, 也就是黑格尔逝世一个世纪之后, 他的哲学又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受到了法国思想界的青睐。这就是著名的“黑格尔思想复兴”现象, 也成为20世纪法国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重要思想背景。为此, 美国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 法国人接受黑格尔, 这是法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44年后, 人们渴望社会、政治和知识完全更新。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票达到多数, 知识分子梦想着即将到来的激进社会理想。在那些充满着希望但最终令人失望的战后岁月里, 发现黑格尔式辩证法成为‘决定性的事件’。由此, 在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崩溃、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和对黑格尔哲学兴趣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4]4

　　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 他们所理解的“法语黑格尔” (French Hegel) 是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之后即20世纪30年代由让·华尔 (Jean Wahl, 1888-1974) 、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 和让·伊波利特 (Jean Hyppolite, 1907-1968) 这三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联袂提供的。正是通过他们对《精神现象学》的重新解读, 才使得黑格尔在法国得以复活。由于这三位杰出的黑格尔研究者, 作为《精神现象学》作者的黑格尔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遇与融合的起点, 也就是“有法国特色”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 伊波利特与科耶夫的学说也是后来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4]5。其中, 让·华尔的《黑格尔哲学中的苦恼意识》 (1929) 一书, 为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他赞同克尔恺廓尔对黑格尔的批判, 认为必须抛弃黑格尔哲学的客观主义成分, 而要突出其关于个人的自由与生存的辩证经验。伊波利特笔下的黑格尔则完全是一位个体化与主观精神化了的哲学家, 而不是一位绝对精神的哲学家, 也不是马克思当年所着重阐述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精神的哲学家。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克服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体对峙, 克服法国哲学所面临的康德式的应有与现有、历史与未来、个体与社会等众多矛盾与危机而走向主客体统一的生存哲学的开端。当然, 相对而言, 科耶夫与海德格尔比较接近, 而伊波利特与萨特比较接近。科耶夫的“黑格尔”是“主奴辩证法”的哲学家, 而伊波利特的“黑格尔”则是“苦恼意识”的哲学家[4]26,33。这两个著名的隐喻与命题, 成为战后法国思想界所有激进思想家解决许多基本理论与现实社会问题的经典“公式”或锁钥。

　　一、科耶夫的“主奴辩证法”与“历史终结论”

　　亚历山大·科耶夫是一位来自俄国的移民, 1947年他以一部《黑格尔导读》而蜚声学界, 而晚年则担任了欧洲共同体的高官。他曾经在德国留学, 因其于1933年至1939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进行的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系列讲座, 引起了法国人文学界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运动。在他的课程听众中有许多即将成为法国知识界弄潮儿乃至大师级的人物, 包括雷蒙·阿隆、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等。他引导了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天主教者、小说家、共产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彻底瓦解了法国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唯我论的僵化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结束了新康德主义与柏格森主义的思想霸权地位, 形成了一种将个体的生存与历史活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起来的全新思想视野。科耶夫的成功其实是以过分简单化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为代价的, 是以一种“平装本”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流行为代价的, 这导致了后来结构主义彻底宣布“人之死亡”式的反动。许多并不赞成科耶夫观点的思想家事后都承认, 他们的青年学生时代其实是生活在科耶夫所造成的时代气息之中的。正像索绪尔是靠“述”而不是“作”, 是靠一本讲义结集而成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深刻而模糊地, 但又强烈地影响着战后思想界。科耶夫也是靠一部厚厚的“课堂讲座记录”而扬名巴黎、泽被后学的。这就是连同他的一篇专门讨论黑格尔主奴关系辩证法的文章在内结集出版的《黑格尔导读》 (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