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实践中都重视发挥宗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做法拉近了党与信教群众的距离，巩固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促进了社会和谐，其经验对我们党加强执政安全有重要启示：一要结合中国国情全面准确地看待“鸦片论”；二要善于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三是必须长期重视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对其“和平演变”举动抱有高度的警惕，从战略高度审慎处理宗教问题，不给西方以干预的口实。

　　关 键 词：古巴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宗教政策；社会和谐

　　作者简介：董卫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学院。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2)06-0042-06

　　古巴共产党(简称古共)、老挝人民革命党(简称人革党)根据国情、社情、民意和执政的需要，反思和调整宗教政策，重视发挥宗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使之与党执政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并抑制和改造宗教的消极因素，拉近了党与信教群众的距离、巩固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一、两党宗教观的转变及其原因

　　(一)宗教政策的转变是国情、历史与社情、民意使然

　　在古巴革命发生前，天主教与旧政府的关系密切。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新政府建立之初，天主教教会敌视新生政权，一些教士还参加了反革命暴乱。1960年6月，卡斯特罗宣布，凡是反共者就是反革命。同年8月，天主教主教公开指责新政府。1961年9月，新政府驱逐了133名教士和一名主教。1962年，新政府强行关闭了400多所天主教学校。1969年，古巴共产党废除了圣诞节，宣布古巴信仰无神论。以上做法，引起了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强烈反感，时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于1962年将卡斯特罗“逐出教会”，古巴的政教关系持续紧张了数十年。

　　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宗教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具有重大影响。第一，宗教的社会影响广泛。古巴教派成分复杂，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新教派、非洲教派、唯灵论、犹太教和民众信教等。其中，天主教对古巴的影响最大，40％的古巴人受过天主教的洗礼。第二，部分教徒在国家革命和建设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古巴众多教徒参加了革命事业，例如，在何塞·马蒂(古巴诗人、思想家、民族英雄，创建了古巴革命党)的队伍中，有许多优秀革命者是虔诚教徒；在1953年古巴革命青年反对巴蒂斯塔法西斯统治的“七·二六运动”、1957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对巴蒂斯塔政府的“三·一三”革命组织里，也有许多有神论者，却没有影响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第三，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拉美天主教神学界人士发动“解放神学”运动，冲击了保守的天主教会传统观念。古巴天主教会也开始改变对古共政府的态度，更加关注穷人和社会公正问题，表示拥护政府，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造成的国家困境。此后，古巴政府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出现缓和。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古巴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和生存危机。古共“四大”召开前夕，卡斯特罗呼吁全国加强团结、迎接挑战，宗教界人士纷纷响应，表达真诚的革命精神和对古巴的爱国热情。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人民革命党对佛教的认识和两者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1976年，新成立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取消王国宪法，宣布佛教不再是国教，国王也不是佛教的保护者，并加强了对僧侣的社会主义教育。1976年初，老挝佛教界出版了《佛教与社会》、《政治与佛教》和新的《讲经说法》小册子，强调“佛教一定能使自己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符合佛教经戒的实质”。这一时期，老挝佛教强调适应社会的发展步伐，配合政治路线。可是，政府过于强调佛教要统一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下，抹杀了佛教自身的特质，招致一些僧侣不满，老挝僧侣由2万人下降到1700人。①1979年3月，87岁的老挝佛教联合会名誉主席帕·坦雅诺乘船越过湄公河逃至泰国。

　　佛教曾是老挝的国教，对人们的社会交往、文化艺术甚至经济社会都产生过巨大影响。首先，佛教社会基础广泛，全国75％的人信奉小乘佛教。从14世纪起，佛教就在老挝传播，并以世俗化的方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佛教理念和信条还对启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规范社会行为产生了积极作用。其次，老挝佛教界在历史上一再参与政治，发挥了社会政治集团的作用，在老挝解放战争时期发挥的作用尤其显著。二战以后，老挝经历了内战、反抗法国殖民者和美国侵略者的外来干涉，直到1975年才获得彻底胜利。1959年，老挝佛教界组织佛教协会，强调爱国、民族团结，提出“团结、斗争、中立、和平”的口号，为救国事业作出了贡献。再次，老挝人革党看到了佛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图使佛教为己所用。新政权开始改变宗教政策，希望借助僧侣的力量来帮助执政党教育人民、贯彻政策。其实，政府对僧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衷，也是加强统战，并强调佛法义理与社会主义都是消灭人民的痛苦，谋求幸福是一致的。老挝佛教界也改变以往仅号召教徒追求自我解脱而忽视社会的冷漠态度和利己主义，呼吁重新认识佛教传统，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

　　(二)苏东剧变后，巩固党的社会基础、谋求外部缓和成为当务之急

　　自古共政权成立之日起，美国一直通过经济封锁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颠覆古巴的革命成果。美国在古巴沿海设立了马蒂电台、电视台，挑拨古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引导古巴民众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进而质疑古共的领导能力和合法性。在此背景下，受到美国庇护和支持的古巴非政府组织和反对派在海外加紧实施策反活动，环绕古巴设立了25个发射台，每周播出1900多个小时的节目。以美国迈阿密为基地，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国会”多次派遣轻型飞机到古巴从事宣传活动。1994年夏，美国煽动“移民风潮”以搞垮古巴政府。少数不法之徒甚至在哈瓦那滨海大道聚众闹事，袭击商铺和饭店，制造社会骚乱。1992年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迈阿密先驱报》发表文章，声称美国政府的目标是结束卡斯特罗政权，在竞选演讲中还扬言“卡斯特罗必定下台”，自己“期待着成为踏上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自由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同年10月，布什签署了由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提交的《古巴民主法》，禁止美国设在第三国的分公司同古巴做生意，禁止美国公民赴古巴旅行，禁止在古巴停留过的船只驶入美国港口，制裁向古巴提供援助的国家。在美国的恶意煽动下，古共政权面临着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和舆论谴责，外部环境令人堪忧。一些拉美国家也向古巴施加压力，1992年3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决由美国提出的谴责古巴违反人权的决议时，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哥斯达黎加投了赞成票。从1991年起，由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三国总统组成的“三人团”多次在不同场合会晤卡斯特罗，提出要帮助古巴政权“谋求一条体面的出路”，实质上是逼迫古共放弃社会主义制度。②

　　老挝人革党在1975年执政以后，处境也十分艰难。在国外反动势力的策划下，前王室军队和苗族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国内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包括武装袭击政府军、绑架和暗杀政府官员、向政府要害部门投炸弹、散布反动言论等。冷战结束以前，一些流亡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苗族人得到了包括美国、法国的资助，或潜回国内苗区煽动民众对抗政府，或以泰国为基地组织训练武装人员，在老泰边境地区从事反抗执政当局的叛乱活动。1987年3月，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访问老挝前夕，万象市中心的“苏联文化中心”被放置炸弹，酿成一死一伤的惨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老挝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冲击。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纷纷停止了对老挝的经济、军事援助，而且要求老挝接回其留学、进修人员，有的国家甚至开始索要欠债。西方国家则乘机向老挝党和政府施压。老挝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抬头，党内也有人提出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一些青年人出现思想混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怀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场合施加压力，要求老挝向西方“自由世界”过渡，希望老挝步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助的苗语广播电台秘密设于泰国东部，该电台号召苗族“为独立自治而斗争”，给散居于老挝、越南和泰国各山地的苗人带来一定政治思想影响。流亡国外的反政府武装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趁机窜回国内进行武装骚乱，严重干扰了老挝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