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王缉思，1948年11月生于广州。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和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等社会职务。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拉莫的“北京共识”显然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中国独立摸索和创造出的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所激起的讨论并没有形成共识。国内外一些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然而，作为一种模式，中国发展道路必须具备普世性的模范价值，必须是可以通约、可以效仿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意见。究竟有没有所谓“中国模式”？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自变量是什么？中国未来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美国的经验又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借鉴？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模式”的关键

　　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走中国式的道路。

　　记者：从西方人热议的“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您能否谈谈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

　　王缉思：谈起“中国模式”，我先提一个问题：有没有印度模式、巴基斯坦模式或南非模式？“模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普遍性，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同样具有适用性。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说明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但是这种普遍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之所以在目前这条道路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其他国家，不管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模仿或重复中国的发展道路。越南和中国有一点共性，但也不完全一样。古巴或朝鲜与中国差别就更大了。那么其他国家，即使也是采取一党制，也与中国式的政党政治模式有很大区别。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我今天早晨还在看《宋史》，回到唐朝、宋朝或明朝来看，中国的确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印度尼西亚没有、菲律宾没有、日本也没有。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日本也有它独特的道路。因此，建立在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很多政治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别的国家要学中国，可能会学到一点皮毛。但是从根本上讲，除非它也复制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中国式的政治体制，说得极端一点，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把这一套东西都借鉴过去，才有可能重复中国的发展模式。如果做不到，那么就无法模仿。非洲、拉美和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了多党制。这多党制并不一定代表民主，可一旦采取多党制就很难回头实行一党制。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走中国式的道路。

　　具体而言，“中国模式”可以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等。从这个层次上说，的确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国模式”，或者说把政府主导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说成“中国模式”。但是这种政府主导模式未必是独特的。比如说，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都是采取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对经济有较大程度的干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不一定有独特性，那又何来“中国模式”之说呢？说到“北京共识”，它主要是相比“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它们是不可匹配的。即使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拉莫，也没有说出具体内容，他在书中没有总结“北京共识”到底是什么，而是要由其他人去总结。从根本上说，我不认为有一个“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

　　记者：中国的发展的确有很大的独特性。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发展道路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这种道路又存在哪些问题？

　　王缉思：中国迄今为止取得了很大成功。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这条发展道路决没有走到尽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人权和更完备的市场经济。这些方面显然还有待完善，我们还有很多的试验没有进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海内外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存在疑问。这种疑问也很正常，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有这种疑问，比如，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健全民主和发展人权？再比如，法制与法治是什么样的关系？党的意志同国家法律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得到最后解答。还有市场与监管的关系，美国的金融监管出了大问题，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市场、金融和监管之间的关系？还有领导干部的产生机制，究竟如何推进选举？选举在哪些层次举行？中国的省、市领导实际上是中央任命的，而不是地方选举的。你要地方选举，中央政府就会部分丧失调动干部的权力。省里也一样.要让地方政府直选，省一级的行政权力就会削弱。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直接选举未必能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从伦理上讲，选举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政治要讲究效率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