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当前经济危机时，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把本次危机看作是一次金融危机，它仅仅只是损害了实体经济领域。事实上，本次危机是资本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资本危机最明显、最公开的方面在金融领域暴露出来。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次侵袭到现今资本主义最核心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在过去30年里，高级金融机构（high finance，指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这样的金融寡头——译者注）的权力中心控制了资本积累。这不是基于推测的事实，而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Herrera and Nakatani  2008）。

　　过去30年里，反复发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给不同的经济体造成沉重打击，实际上，这是同一危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从高级金融机构（通过单边的、冷血地提高利率）制造的“金融政变”（ “financial coup d’État”）1979年在美国发生以来，它先后在世界各地发作：1982年的墨西哥、20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1987年10月的美国本土、1992-1993年的欧盟（包括英国）、1994年的墨西哥、1995年的日本、1997-1998年的所谓亚洲“新兴国家”、1998-1999年的巴西、2000年随着所谓的“新经济泡沫”的破裂又一次在美国、2001-2002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等等。

　　自从2006-2007年危机从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心爆发以来，它广泛蔓延，不仅发展为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危机，甚至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而且牵涉到食品、能源或气候等问题，当然它一再表现在财政方面，特别是影响到冰岛、爱尔兰以及听起来很可爱的所谓“欧猪四国”（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最近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并非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某些顾问们所理解的那样是“危机结束的开端”。它不是一次普通的信用危机，也不是一次暂时性的流动性危机——通过危机整个体制可以重新组织和得到强化，以便发挥其“正常”功能，从而在现代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实现生产力的新增长。事实上，它看起来要严重得多。

　　1.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般分析框架

　　正如分析普通的资本主义危机那样，要分析本次特殊的资本主义危机，对我们而言最根本的是要借助于马克思。尽管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与“异端”学者结合的丰富成果（关于这些结合成果的分析，特别是在拉美地区，参见Herrera [2003, 2010c]）——给我们提供了进行此类分析的强有力的工具、观念、方法、理论，包括对其政治后果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对于理解和分析危机而言，更重要的是对于把握资本主义的当代转型，澄清已经发生并仍在进行的后资本主义转轨而言，是最强大、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具体原因和条件我将在下面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