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有的学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有的学者称之为“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侯惠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3期。)，有的学者则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引发了欧洲政治社会思潮的一次主要剧变”(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页。)、“这本著作标志着人对于自身思考上的史无前例的转折点”(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页。)。不管如何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写作于170年前的巨著确实是一座蕴含着丰富宝藏的思想矿脉，目前其中的国家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家理论的思想来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国家理论。这些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客观历史条件和深厚的思想渊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晶。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必须要科学回答关于国家的基本问题，国家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不能跨越、绕开和回避的重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旧唯物主义者几乎都涉及过国家问题。旧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能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问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旧唯物主义者看待国家问题基本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在国家问题上同样如此。这些旧唯物主义者往往把国家看作自古就有的东西，是永恒存在的，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把国家看作普遍利益的代表，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是国家决定财产权，而不是相反。例如，施蒂纳认为：“财产问题只决定于政权，既然只有国家是掌权者，不管这是市民的国家还是游民的国家或者只是人的国家，那么只有国家才是所有者。”(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5页。)费尔巴哈认为，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同神学一样，都是颠倒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他致力于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但实际上，在国家问题上，费尔巴哈依然没有能够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正确理解了国家的起源、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才确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看作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相反，这是理解历史发展逻辑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国家产生的基础及本源，就无法正确把握历史逻辑，就无法从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中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