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潇，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空间现象做过多维度的唯物史观研究，其中对空间生产的社会文化考察，揭示了空间生产与文化生活的辩证关系，为我们今天在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化—空间的互建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空间现象/空间型塑/文化意涵

　　一、空间“距离”的文化透视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现象的文化诠释，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空间“距离”的文化观照。我们首先需要澄明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问题的介入路径是有差异的。从自然方面直接探讨和解释空间距离及其位置移动、物体吸引和排斥问题的论述，集中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中。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这仅仅是恩格斯的理念。正如恩格斯在与《自然辩证法》一书同时进行写作的《反杜林论》序言中所说的：“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1]由此可见，《自然辩证法》所阐发的空间距离思想，应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赞成的空间观。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曾论述过事物的空间位移、距离和彼此相互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因而它们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发生位置移动，那末这种位置移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2]两个相互作用的事物当它们未受到第三方影响时，其作用只能“是沿着最短和最直接的道路进行，即沿着联结两个物体中心的直线进行”。[3]恩格斯的论述，虽然主要指谓物理运动，但其中透露出来的一般思想法则，如认为运动的事物总是表现为空间距离的变化——接近或疏离；又如认为彼此联系的两个事物总是沿着径直的空间距离形成最大化的相互作用，作为“三度空间的条件是，吸引或排斥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4]这些论述，都能启示我们从社会活动及其主体的空间位置变动、相互间距、彼此作用的强度与方式之相关性、涵变性机制方面，去观察、审视和诠释空间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和运行机理。

　　其实，早在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之前，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就深刻地关注和思考过空间距离问题，并对空间现象做出了精彩论述：“一物和另一物有距离，这个距离的确是该物和另一物之间的关系；但是距离同时又是跟两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的东西。这是空间的一维，一定的长度，它除了能够表示我们的例子中两物的距离外，同样能够表示其他两物的距离。但是还不止于此。当我们说距离是两物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是以物本身的某种‘内在的’东西，某种能使物互相存在距离的‘属性’为前提的。语音A和桌子之间有什么距离呢？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说两物的距离时，我们说的是它们空间位置的差异。因此，我们假定，它们二者都存在于空间，是空间的两个点，也就是说，我们把它们统一为一个范畴，都作为空间的存在物，并且只有在空间的观点上把它们统一以后，才能把它们作为空间的不同点加以区别。它们同属于空间，这是它们的统一体。”[5]马克思在其论述客观事物的距离——空间属性中，隐约地表达了他对空间—事物之内在关系的基本看法，概括起来有三点：其一，距离只是空间中两物关系的一维表达，不等于两物的全部关系，两物还分别与之外的他物发生关系，这些多边关系才使三维空间成为现实；其二，分析两物间的距离，是研究它们空间位置的差异，这以事物自身的某种“内在的”东西，即以事物之间互为对方的坐标、参照物，彼此形成距离的“属性”——共时异在的空间占有性为前提，物的空间存在形式是事物差异性的重要基础；其三，只有在空间上把个别的事物统一起来，肯定它们同属于空间，成为空间的统一体以后，才能把它们作为空间的不同点加以区别，事物的空间统一性是确认和揭示其空间差异性的前提。显然，这种把具体物质形态的存在、相互间关系的确认，置于空间的统一性和具体空间关系的差异性去加以认识的方法，是既肯定了空间的物质性，又肯定了物质存在方式的空间性，在物质与空间的一致性上坚持了两者客观性的辩证唯物论法则。这是对以往主观空间论和抽象空间论的拨乱反正，又为恩格斯的时空哲思提供了某种理论预设：即从物质及其运动的具体性状去考察时空问题，从两者的统一中说明时空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时空性。这种考察空间的辩证方法，为正确认识社会化空间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思想先导。它昭示我们，社会事物的空间距离，既是空间实践的方式与条件，又是它的产物和尺度，同时还以距离对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的内在规定性，从空间特征、活动方位、运行速率、联系远近等方面影响并表达着社会事件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