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主革命时期，以先进青年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不顾反动当局围剿打压，冒着生命危险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形下，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信仰非但没有进一步增强，反而发生了某些迷茫与动摇。究其原因，既有国内外环境的客观影响，也有人为因素造成的不良后果。认真反思这种逆向转变现象，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既有助于知识阶层更好地认同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执政党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历史考察

　　作者简介：孙晓晖(1984－ )，男，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文亮(1953－ )，男，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3)12－0032－05

　　知识阶层历来是新思想、新理论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知识阶层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知识阶层的主体接受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至关重要。耐人寻味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当时众多西方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从开始传入中国时受到反动当局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围剿打压，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作为接受者与传播者双重身份的知识阶层，虽然还有不少人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教育，但毋庸讳言，却有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逆向转变，由最初的真诚信仰和执着追求逐渐演变成迷茫彷徨，虚与委蛇，甚至走上反马克思主义歧途，个中原因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民主革命时期知识阶层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西学东渐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以西方基督教为根基的理想“天国”，从康、梁的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自由主义，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近百年时间里都在不断地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然而，完美的救国方案却总是停留在理想层面；外表光鲜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旦与中国现实嫁接，结出来的往往都是歪瓜裂枣。寻觅与抉择之中，一次次救国迷梦的幻灭表征着中国现实的残酷，民族振兴，路在何方？这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前大多数知识分子郁结于胸的一道难题。

　　(一)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求

　　从历史视角解读，中国的知识阶层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20世纪初，以改良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希望与热情，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憧憬心理，虚心向处于先进地位的近邻日本学习，梦想解决中国的发展出路问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抱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希冀复制日本近代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一愿望虽没有实现，却意外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打开了国人的眼界。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先声，国人由此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随后马克思主义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中国传播开来，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各大主要城市纷纷涌现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革命组织。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面对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改良主义思潮，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质，是诸路皆不通情况下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然而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被动接受逐渐转变成了主动追求。众多知识分子在面对各种新思潮多元激荡的境遇下坚定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一部分国民党老同盟会员的思想转向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董必武曾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①。吴玉章也从辛亥革命的实践中切身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②；“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③。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求之若渴，坚定地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提到，在1919年底至1920年4月“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交织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抛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先后奔向马克思主义的圣地延安的潮流；一时间，延安“天下英雄豪杰云集”，成了“年轻人的圣城”④，这也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热情一直延续到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何以赢得知识阶层

　　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受到官方打压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却能获得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认同，进而赢得天下？为什么早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西方新思潮最终却没有被多数知识阶层所接受和认同？

　　一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革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

　　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知识阶层对一种外来理论，不仅要看它实践中的革命性，更要看它学理上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取决于其本身是否具有革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对此，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有着自己的深刻洞见。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⑤。杨匏安指出：“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⑥。蔡和森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惟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⑦。毛泽东也说过，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上的革命性，而且具有学理意义上的科学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导致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欣然接受和认同。

　　二是马克思主义契合了知识阶层忧国忧民的特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⑧。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传播除了满足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契合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特性。自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知识分子尝试了各种方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但都以失败告终。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和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来到了中国，契合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和救亡图存的心理需求，因而很快为知识阶层所接受与认同。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和知识阶层的主体需求，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在各种新思潮的激荡中传播开来，进而实现中国化与大众化。民主革命时期，知识阶层接受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动力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主要是围绕中国革命的核心话语而展开。在革命压倒一切的现实需要下，知识阶层主动追求马克思主义有了充足的现实动力，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成功地完成了救亡图存的革命任务。

　　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带给知识阶层的鲜明对照效应。

　　鸦片战争以来，尽管西方列强对中国多次侵略的惨痛经历让国人痛心疾首，知识阶层仍将解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先进制度、先进思想和西方大国的政客身上。然而，一战后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使知识阶层对西方文明的幻想化为泡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效应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连续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表示废除过去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归还从中国掠夺而来的一切特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令知识阶层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西方文明和俄国革命。陈独秀宣称，帝国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瞿秋白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⑨。旧路不通只有另觅新路，现实的鲜明对照清晰地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明白了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而这正是知识阶层长期不懈探索而发生的转变，恰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而“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