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完成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大纲》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2月出版)上，马克思可能就是这一著作的第一读者，在《巴黎笔记》第V笔记本中就留存了马克思阅读《大纲》的摘要。尽管马克思一直很推崇《大纲》，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但恩格斯对他青年时代的这部著作所带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和费尔巴哈个人主义的影响不甚满意。无论怎样，《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最初的批判，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对马克思踏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进行《资本论》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一、《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一生的追求和重要任务。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蓬勃开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日益显露。历史和时代呼唤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在《大纲》中，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作了分析。

　　首先，恩格斯把国民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指明了它产生的经济基础。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理论标榜为关于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国民财富绝对不是国民的，国民经济学也不过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而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就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正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张的结果，从重商主义发展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就是必然的。

　　其次，恩格斯把国民经济学的演化过程同私有制联系起来，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重商主义体系主张商品输出超过输入，即争取贸易顺差，商业的贪婪性多少有所遮掩，但是，他们仍然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在实质上还是“贪财和自私”，而且这种基于“贪财和自私”的商业角逐引起的战争，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当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把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卷入资本主义之中，把各国的自然经济都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使资本主义的统治遍布于全世界时，重商主义体系的贸易差额理论就被自由贸易理论所取代了。所以，恩格斯说：“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既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也是产业革命的自然结果；既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利益相结合的产物。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作出了分析。他认为，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经济学的革命也是如此，它“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新的经济学仍然是私有制的理论，在这种学说的背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虽然反对了神权，甚至反对了重商主义，但它仍然将私有制当作一种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了，“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可见，新的经济学至多是“前进了半步”。与此同时，恩格斯还严厉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