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全面阐释和系统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础是第二国际理论家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等在内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阐释。其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方式影响较大，直至当今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当我们现在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历史唯物主义时，重新解读和评价作为第二国际理论权威的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显得非常必要。考茨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本质、内涵的解释和在此基础上对其体系化的初次尝试，不仅对于当时在群众中宣传、普及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当今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一、考茨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本质的理解

　　当论及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时，考茨基认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他们终身事业的牢固基础。不理解这种历史观，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当时工人运动的本质[1]1。可见，考茨基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基础。与此相应，当涉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内容时，他使用最多的一个术语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时为了强调其基础地位，就直接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方式，从而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2]8。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首先从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入手，而这一工作的完成则是通过批判经济决定论和伦理社会主义来实现的。

　　（一）“经济条件”与“经济动机”：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的本质区别

　　在当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解释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将之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唯物主义”，指责它无视政治等因素的作用；而以保尔·恩斯特和康普夫麦尔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则有意将历史唯物主义鼓吹为“经济唯物主义”，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优于其他学说的地方。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中，一些正统派也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倾向。针对这些现象，恩格斯晚年通过一系列书信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并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新的阐释。

　　在恩格斯晚年工作的基础上，考茨基首先批判了主张唯物主义历史观仅仅把物质利益视为历史原动力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无论是在拥护还是在批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那里，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为仅仅关心并受人们物质利益的推动，其他行为动机在它看来都是幻觉。例如捷列夫斯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与那种把理想看成历史发展动力的见解相对立的”，它“是把物质利益说成历史的 Pricipium movens（原动力）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1]2。柏特兰·罗素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上的一切群众现象都是经济动机所决定的”，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2。贝尔福特·巴克斯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全部人类生活仅仅归结到一个因素，把全部历史都放到经济基础上来说明”[1]4。对此，考茨基指出：“所有的这些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把经济与历史、甚至与‘全部人类生活’等同起来。”这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误解，因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主张过经济“包罗人的全部生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