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渊源；比较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基金项目：2012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研究”[2012xal041]的阶段性成果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明确指出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凭空想象的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弄清它产生及其发展的思想渊源和历史传承，这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项基础性课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无本之木，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关注资本主义现实、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不断总结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在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中，马克思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强调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改造公社的内部结构。恩格斯则从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入手，强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作用，[2](pp.641－643)为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布尔什维克能够保持国家政权吗？》等著作中论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致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先后尝试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在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通过“间接”、“迂回”的道路，突破了原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和僵化观念。对中国而言，苏俄的实践也提供了已见成效的具体行动方案和理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艰辛探索的思想结晶。20世纪初，在外有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风行全球，内有民族深重苦难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看，孙中山、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独特的理论风采和强烈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的思想渊源。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用文字介绍社会主义的梁启超曾说：“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3](p.25)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曾多次谈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主张民生和大兴实业，实行防止资本家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4](p.333)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相信，为全面掌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对其进行“学理”探究。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理论，“是完全自成一格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5](p.19)比外，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有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有各民族、各国的特色和差异，使“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们的实境”。在《庶民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中，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6](p.376)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话时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是20年代中国知识界最卓越、最有人格魅力的两位领导人，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在积极投身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在民主和批判资本主义等问题上形成了社会主义观。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陈独秀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口过剩，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晚年陈独秀还经常思考民主问题，在《给连根的信》、《我的根本意见》等文稿中，他都谈及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7](p.504)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的思想来源。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8](p.651)这一判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回答了中国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的理论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为探索落后国家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持和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背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新中国是“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9](p.672)斯大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0](pp.720－721)“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1](p.5)在结合苏联经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两个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第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2](p.35)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精华，“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体现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不少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也是从文化传统来认识中国的。在对中国“负责任的权威体制”的概括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体现了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1]这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的统一、稳定与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