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的命题，但在其确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内含着丰富的文化安全思想。迄今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和意义。

　　关 键 词：国家文化安全；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简介：赵子林，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自有国家以来，文化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欲灭掉一个国家，先毁灭其思想文化，欲征服一个民族，先斩断其文化脉络，这是统治者们惯用的思维。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数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了无比灿烂的中华文明。无论是在国家繁荣兴盛时期，还是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在近代中国遭受民族灾难的艰难历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深刻体会和认识到，一国之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而且在于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和更新，所谓“学存则国存，学亡则国亡”，如果文化湮灭，民族必陷入“种族灭绝，神灵消失”的万劫不复之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命题，但文化问题始终是他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内在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安全思想。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研究，对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度重视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关注文化问题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前提

　　“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①文化是民族最深厚的根基，是一个民族发展传承、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②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③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④在当时极其严峻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把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列，提出文武“两种军队”“两条战线”，可见其对文化作用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对文化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的工具价值上，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⑤

　　1949年9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共同发展，努力实现和维护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二、近代中国遭受严重民族灾难和深层文化危机，是毛泽东思考文化安全问题的历史起点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性质，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⑦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民族存亡的危机。民族危机与封建末期本已存在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相互叠加，形成了近代中国多重危机并存的严峻背景。而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提供解决危机的有效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军事侵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伴随着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和大肆传播。在以往，中国文化虽然也曾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而如今，它所面对的已不是基于自然经济之上的传统社会，而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列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难以适应和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已经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伴随征服与抗争的激烈冲突。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⑧。

　　结果是：中国以牺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沉重代价，在被动和屈辱中进入世界体系。由于这一开启现代历史的必由之路并不是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进步一样，是从中国文化的内部生发出来的一种内源性表达和需求，而是在外来文化强迫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从危及国家和民族安全开始的。文化安全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国家安全形态第一次在世界近代史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