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华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营养和土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握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发挥血缘与乡土情结的凝聚作用,注重心理情感原则中“人情”的聚合作用,把握人文主义倾向的导向作用和发挥群体意识思维的“家国”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创制民族文化新的认同模式,强化文化符号认同,维护价值观念认同,推动理性的血缘族群认同和深化历史地域认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认同模式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与大众化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营养和土壤。当前,以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热切愿望为契机,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将成为大众化工作的新机遇、新动力、新抉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建设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文化维度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最终被确立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五四时期,除了外部国际环境的催化作用、国内形势的加速作用以及新的革命理论困乏之外,马克思主义快速传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大众化提供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队伍,[1]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建设和改革的新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我们的时代更为成熟、更加优越、更为自觉。
结合民族文化这一历史土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使党员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讲台、催化的平台和教化的舞台;通过民族文化的中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本土化、直观化、感性化、具象化、生活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民族文化发展互相促进、同生共荣、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之间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从80年代的李泽厚关于近代思想史研究、历史本体论研究,到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2]的争议,都试图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尝试揭示中国特色背后的“文化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解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谐社会”的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辱观等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这说明我们党非常重视从民族文化中汲取文化认同元素与合法性资源,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感召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归属感、认同感。这就要求我们把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内在关联。在以民族文化吸收、内化、整合外来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性、民族主体性、人民大众性、开放包容性。
(二)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共同挑战
新时期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积极吸取历史经验,发挥民族文化的催化教化、导向整合作用。建设和改革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遇到的障碍,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摆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错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文化的指导,而不谈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如何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仅仅从狭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济效益观点出发来看待传统文化。(2)片面地宣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看不到民族文化的劣势和缺点,抛弃马克思主义,沦为民粹主义。片面强调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而忽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征。(3)片面地用西方普世价值的坐标系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都加以否定。(4)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作机械地折中处理,既缺乏方法论上的综合分析,也缺乏内容上的综合分析,既缺乏理论热情,也缺乏伦理立场,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外在地结合起来,缺乏理论说服力。
只有对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文化的价值导向、民族文化的认同模式、民族文化的整合机制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把群体的民族文化认同资源转化为政治认同资源,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发挥民族文化应有的作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握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重视把握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民族文化的思维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是民族群体日用而不自知的无意识习惯,具有深层性、群集性、渗透性、传承性等特点,也决定了民族文化的表现形态和表现方式。改变历史长期形成的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合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适合民族文化的表现形态和方式,适应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然后逐渐地改变它、形成新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发挥血缘乡土情结的凝聚作用
在传统民族文化中,传统的血缘亲疏意识以及乡土意识非常浓厚,非常强调重亲、倡孝、尚忠。血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向外推己及人,即是有差等的家庭伦理和差序格局的政治伦理。除了血缘关系外,乡土意识和地缘关系也很受重视。传统社会中,这种血缘乡土情结不仅渗透融入了民族文化之中,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血缘关系和乡土意识所形成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成为群体认同、接受的最重要标志。在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的血缘乡土情结虽然淡化,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建立在血缘、乡土认同基础上的熟人社会道德伦理仍具有深厚历史的基础和重大的社会心理影响。
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人际传播,就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家庭、亲友、熟人、同乡之间的传播。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二级传播中,人并不是直接接触社会,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中介组织来接触社会。与西方的意见领袖不同,我们的意见领袖大多不是由个人充当,而是由集体和群体体现。这里,我们看到熟人群体发挥了传播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在现代中国,通过报纸和电台、网络和传媒传播的信息,只是给人们提供了可供参考、选择接受的大致范围,最终人们还是通过家庭、朋友、熟人、同乡这些社会中介来选择、接受、认可事物,因为通过这些中介过滤后的信息,对人们来说显得安全可靠、亲切可信。
(二)注重心理情感原则中“人情”的聚合作用
有学者称中国文化为乐感文化,以情感体悟为本体。这一点在民族艺术文化中表现特别明显,如传统文化中的伤感、怀古、议政、惜别、思旧、忆故等情感,连自然界也因人的情感而具有了生命,充满了审美意味和伦理精神。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和普通群众的情感交流,注重老百姓的情感体悟和直观感受,避免纯理论的灌输和说教。注重心理情感是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国人非常注重人与人的情感交往、人与“天”情感感应,以此来判别是非、美丑与善恶。所谓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就是要适应普通群众的情感体验,倾听普通百姓的情感诉求,解决普通百姓的情感烦恼,满足普通百姓的情感需要,同时提高他们的理性理解力、辨别力和生活幸福感。另一方面,和群众的情感交流一定要真诚、随便、家常,减少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增加生活气息、文化气息和个人魅力。只有真诚的交流才能打动人、影响人、吸引人;通过真诚的交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才能深入人心。
(三)把握人文主义倾向的导向作用
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倾向就是重人事轻鬼神,强调以现实现世的作为和行动为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看待人世生活,对于人死后的问题或宗教问题很少关注和探讨。“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尽人事而听天命”、“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等都是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这种人文主义一方面使我们的民族不会去深入地追求自然知识、探寻自然奥秘,另一方面使得我们的民族把自然的“天”人格化、伦理化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民族非常善于协调群体和人际关系,注重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欲望的满足与平衡。
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注重把握民族文化的人文主义倾向。首先,结合这种人本倾向,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思想,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改善民主状况、民众生存和发展现状。这和十八大提出的“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一脉相承的。其次,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引导人民群众,反对封建迷信、歪理邪说,充分尊重、合理引导群众的宗教信仰,启蒙群众的科学、民主意识。其三,把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相结合,推进低碳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这与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谋而合。最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统筹协调群体利益、群体观念冲突,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文化服务,保持人民群众愿望的满足和平衡。
(四)发挥群体意识思维的“家国”意识
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群体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比如历史上长期形成和存在的宗族、家族群体、民族群体、阶级群体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民族文化的群体意识是指中国人具有潜在的合群意识,重群体轻个人。在这种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人际交往礼节、观念和族群意识。个人在看待自己时,多把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来看待,缺少独立人格。古代人读书做事,首要的事情是光宗耀祖,其次才是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这种潜在的合群意识既可能演变为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也可以演化为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不借助这种群体意识来形成爱国主义的集体精神和集体认同。但是,借助这种群体意识的同时,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反对把群体意识族群化,反对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群体意识。其次,不宜把这种群体意识非理性化,造成集体无意识在外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集体爆发,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动荡。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主,逐步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公民,替代群体认同的符号、观念、行为、习惯,把群体意识的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