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特色发展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理论，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它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发展理论。认真研究它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发展；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李士坤，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09)02-0004-08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高速发展的30年。尽管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总体而言，在这30年中，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快的时期。其中以经济发展尤为突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超过9％，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的24.95万亿元，30年增长了67倍，在世界上的排名升到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30年高速发展的实践，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之所以称作“中国特色发展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发展理论，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它是在正确继承我国以往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同我国具体国情和新的特点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独特开创的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论。

　　这个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特点？很值得研究和总结。这对于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诚然，这个理论的产生离不开对建国以来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但本文的重点放在论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阶段；2003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征程，使中国特色发展理论进入到一个新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突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社会发展蒙受重大挫折，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从国内人民生活来看，市场供应紧张，日用消费品严重匮乏。当时全国9亿人口，有8亿农民，2.5亿人口温饱问题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全国人民翘首企盼的就是国家的发展，盼望国家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发展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从国际形势来看，我国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方面，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20年，如果不能迎头赶上，中华民族不仅不能振兴，而且将继续沉沦下去。可见，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形势来分析，发展对中国来说是多么的迫切和必要。邓小平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P162-163)充分反映了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如果再不发展，不仅跟不上世界形势，不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且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

　　第二，突出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最大亮点。过去30年，我国社会在思想上，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着许多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和制度，例如：在思想政治领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片面化和教条式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僵化的认识和理解；在经济领域，把计划经济绝对化，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在政治领域对民主自由的禁锢；文学艺术领域禁区太多，等等。如果不改革这些制度，不突破这些教条式的僵化的思想和观念，要推动社会发展，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兴起，到了80年代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全球化的时代，离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的。我国过去30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吸引国外资本，吸取人类文明中于我国发展一切有益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得到真正迅速的发展。

　　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实践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没有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大幅改善，就没有我国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总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这样一种为世人瞩目、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的国家面貌。过去发展靠改革开放，未来仍将是这样。我们一定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保证我国持续发展。

　　第三，突出发展的重点是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四个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不可能为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不能满足人民要求迅速改善和提高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毫不动摇”非常重要。以往经济建设中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常常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干扰，屡屡在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被别的什么中心取代了，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曲折不断。邓小平作为当时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对此具有极为深切的感受。所以，在这次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他提出决不能再动摇。他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P249)这些话句句掷地有声，只有实际经历过严重挫折的人，才会有如此斩钉截铁的决心。

　　第四，突出快速、稳妥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十几亿人口，首要任务是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发展速度太慢不行，必须走比较快速的发展道路，但又要稳妥。邓小平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2](P377)“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P255)我国走快速发展的道路是可能的。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过高速发展的时期，如日本和南韩，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其次，当今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是有利的。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完全有条件使我国社会发展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然而，强调快速发展必须慎之又慎，决不能过急，决不能不顾质量盲目冒进，决不能搞那些虚假不实的指标。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1](P198)在加快发展步伐的同时，要头脑冷静，步伐稳妥。不能片面强调速度，而要把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非常重视发展与科学的关系，他强调要尊重科学，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重蹈“大跃进”那种违背客观规律盲目冒进的覆辙。

　　第五，突出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的穷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分阶段进行。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清醒而科学的认识。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2](P226)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的发展尤其如此。我国幅员辽阔，情况极其复杂。城市与农村不同；沿海地区和内地不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不同；资源分布不同；等等。这些差别决定我国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而只能是分先后、有层次的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条件比较好，要让这些地区先发展起来。等到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时候，再带动内地的发展。在全国人口中，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和支援内地不发达地区，让先富裕起来的人群带动不富裕的人群，最终达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4他还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P166)

　　这一整套发展理论是从我国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很好地指导着我国的发展，是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创新性的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