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存论意义上展开的现代哲学人类学以及世界历史时代的新方向上进行理解。在信仰的无神论倾向、经验主义及自然主义的哲学样式、流动性的辩证思维、实践思维方式以及伦理价值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都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引导、而且也将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化，转化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共生主义信仰的内化，并形成能够积极影响人类的新的生存理念。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生存论；哲学人类学；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

　　作者简介：邹诗鹏，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上是源于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根”与“开花”。它包含着三个问题域：1)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超越以及由此展开的哲学人类学视野；2)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启；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世界哲学的参与与重构。这三个问题域的展开及其关联，特别值得从生存论层面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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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一个问题域，目前已谈得很多。简单地说，西方传统在近代的演进，主要说来是依西化逻辑展开的，其极端的且也是常见的方式即殖民化。这样一种排斥异文化的方式在黑格尔那里走到了尽头，于是有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黑格尔西式的体系哲学导致了西方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则在现代哲学的开端处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终结”。用他的说法就是“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1]459，这里的“哲学”实质上是“哲学”的西方样式。消灭哲学之后的“哲学”以何种形式存在呢？马克思恩格斯用了很多说法，如“人的科学”、“历史科学”、“关于人与历史发展的科学”，而后确定为唯物史观(又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一定要以西方哲学学科的传统来裁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哲学学科意义上的，而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历史与政治理论，正如它全方位地开启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科学一样。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同时是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即使在最较真的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也是站在当代哲学的起点上的。看来，不能只是口号般地把唯物史观确定为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唯物史观之所以确立，一定有一种更深层的并因此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当代转化展开对话的理论域。这一论域，即存在论论域，而在当代哲学的存在论语境里，就是生存论。

　　简单地说，马克思所谓“消灭哲学”并不是如通常所见是一种抛弃，而是扬弃，是哲学批判精神的现代复活。“消灭哲学”就是要扬弃哲学的传统形式，即仅限于存在的抽象理论形式，最典型的形式即超验存在论。在这里，超越存在论不仅只是一种哲学理论形式，还是深及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与信仰方式，简言之，它承载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全部内涵。而马克思正是以否弃超验存在论从而展开对全部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的，与此同时，通过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视野，完成了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并由此展开对非西方世界的开放、接纳与理解。

　　作为产生于西方传统、但本质上又要求超越西方传统并向整个人类社会开放的哲学，马克思显然是要谋求一种人类性的哲学。而且，正是人类性深刻地影响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确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人类性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方向，并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一种追求人类共生的哲学范式，是一种现代生存论的哲学范式，是在当今时代仍然处于生成中的哲学范式。问题并不在于将生存论引入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否合法，而在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本来就持续地表达着生存论的追求与关怀。这同时也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一种表浅化的意识形态层面，不能走向一种将对立和矛盾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表浅化的意识形态通常只考虑到思想观念与当下现实之间直观的需要关系，从而忽视了思想观念与现实生活的批判关系。在此，生存只是被看成既定的存在，而不是生成性的存在。斗争哲学则过于强化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关系，它只承认生存冲突，从而从根本上否定理性与实践及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上的生存论统一性。

　　但马克思并不只是一般地接受哲学人类学。马克思继承了在康德那里就初步展开、并在费希特及费尔巴哈那里进一步巩固起来的德国哲学人类学传统。但哲学人类学也是马克思在其思想演进中所要批判和超越的。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这一路数的实践性质以及人道主义旨归——在这一问题上，后来人简单轻率的把握与处理，显然没有领悟马克思哲学的人学要旨——而是要分辨并剥离这种哲学人类学中可能存在的非现代性及前现代性，并进一步在现代性社会的地平上展开。

　　马克思的批判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政治制度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在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政治批判的具体化。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目前引起较多关注的方面。但在近年来展开的研究活动中，却存在着将关系的批判还原为物的批判的倾向，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舍弃了政治批判，但是，这样的批判，尽管还打着批判的旗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退回到实证主义。这样的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出现过，其典型例证即将资本主义历史超越的唯物史观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自我确证(卢卡奇、柯尔施、哈贝马斯等)，而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的维度已越来越淡薄。究其原因，恐怕也与将政治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因此，政治制度的批判，必然还包含着文化及空间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就引出了多少隐含着的第二层含义，即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有很多观点把马克思看成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其关键是在确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合法性，在这一意义上，正如黑格尔是理念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马克思或可称之为社会结构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但是，问题在于，只有西方才能建立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近代以来不断巩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教条。马克思的工作不仅是要动摇这一教条，而且是要通过批判性的分析表明，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没有人类前途的。由此看来，马克思真正颠覆了近代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从政治理论方面，而且也从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彻底破解了西方的自我确证性，从而开启了一条通向非西方的道路，马克思的西方批判，与后来列宁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批判，以及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抉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实践关联性。

　　然而，如果要从理论上探知上述两种批判，还需要深入把握马克思对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意义。近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多有论述，在此不赘。简单地说，如果说马克思学说启动了整个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变，那一定是迎着传统西方哲学最“硬”的地方下手的，这就是存在论革命。马克思哲学同样锲入了当代哲学人类学的兴起，并在信仰方式从有神论向无神论的转变过程中，在从传统的理论哲学向现代的实践哲学的转型过程中，废弃了传统的超验存在论，并随着主体性、社会现实、生活世界以及生存论的自觉及转向，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论形式。在现代哲学的起点上，马克思完成了西方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如何称谓马克思的新存在论，国内有多种命名，这多种命名之间大体上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性，笔者则侧重于生存论转向问题，因而把马克思的新存在论形式称之为实践生存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新存在论中，社会(关系)是核心概念。我们知道，马克思实际上是用社会存在取代了传统的存在概念，从而重构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卢卡奇用“社会存在存在论”来称谓马克思的存在论，其实是很恰当的。在这里，唯物史观作为新哲学观，也在存在论层面与传统哲学形成一种批判性的关系。而社会在本质上的感性与实践规定性，也给予存在论以新的内涵，从而涵盖了马克思的诸多批判活动，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论，使得马克思学说从理论方式上区别于传统哲学，不仅实现了他自己学术理论范式的转变，即从抽象哲学转向批判的社会理论——在这一意义上，把唯物史观总体化，轻视马克思学说作为经典社会理论，恐怕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亟待改变的不足——而且也开启了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的革命。只有对现代性社会形成自觉认识，才可能把哲学人类学的视野落到实处，从而把握马克思有关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真正深入到生存论存在论的现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