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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理论品格
2014年06月09日 10:47 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13年6期 作者:师泽生 林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思想;理论品格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毛泽东政治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己的理论品格,这种理论品格主要体现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继承与超越、借鉴与批评的科学态度、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旨向和锐意创新、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关 键 词:毛泽东;政治思想;理论品格

  作者简介:师泽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林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性变革,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政治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并显现出鲜明的理论品格。理论品格,既是某一理论同其他理论的分野,体现其本质和价值的标准和依据,同时也是决定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国化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政治思想就此本质属性而言,是与人类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是无数政治活动主体认识世界、影响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积累与智慧集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包括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内,从来就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问,相反,来源于、服务于实践,并最终接受实践的检验,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要义所在。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致力于“还原”“纯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都过分地强调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经典“原旨”的差异,这种有意无意的“原教旨主义”冲动不仅潜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唯一化、文本化的教条主义危险,而且也在无形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实践性的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之间一脉相承的必然联系并不反映于对后者特定观点、论断的简单重申,而是集中体现在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继承发扬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政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理论品格继承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其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原则。具体而言,这些原则主要包括: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于特定文本论述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对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地位与作用。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以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了明确的答案,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②所谓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那种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单纯的文本解读,甚至于将中国革命实践异化为教条主义的试验场而终不觉悟的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他们自以为比普通的党员群众掌握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因而在实践中也就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与活生生的实践和群众拉开了距离。而一旦这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风气在党内占据优势,中国革命也往往陷入危险的境地。对此,毛泽东有着切身感受,他批判本本主义者:“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③纵观毛泽东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传承发扬,那种套用既有教条指导中国实践,或是牵强附会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来论证中国实践的做法,在毛泽东政治思想体系中都是难觅踪迹的。这种以理论联系实际为首要原则的自觉,在历史上引导着中国革命逐渐远离创业初期种种内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中国革命经由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都并非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既有教条推演实践的结果。同样,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创设,在以往的经典中也没有明确的依据可循。在毛泽东政治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是与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准确定位密不可分的,用毛泽东的表述来概括,就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马列主义应当“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④这不仅是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的考虑,也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尊重与负责。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⑤当然,文以载道,毛泽东思想本身也离不开经典的传承载体,但其与生俱来的实践性理论品格时刻都告诫后来的共产党人,应该着力避免那种将经典文本异化为教条局面的出现。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历史上不断排除各种“左”或右倾思潮的干扰,在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过程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新境界。

  (二)坚持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发展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长期的发展进程中,真正急需的并不是那种能够滚瓜烂熟地背诵马列经典语录、善于为其作注释、或是在书斋里慷慨激昂地自诩为革命者的所谓“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所在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作用而言,毛泽东政治思想是服务于中国革命艰巨紧迫的现实斗争需要产生的,并为时人与后人理论传承的思想遗产。“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他必得为中国而重新创造的活动。”⑥“这种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自身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⑦颠倒了这一次序,就不可能与毛泽东政治思想产生历史与现实的共鸣,也就无法准确地解读其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在风云变幻中展现出的理论洞察力,并由此引导中国革命渡过急流险滩,直抵胜利彼岸的奥秘。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创造中所提出来的一系列针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都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解析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思想成果。“他(毛泽东——引者注)的理论概念是从实践的进程中浮现出来的,而不是从抽象的纲领中衍生出来的。”⑧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两个统一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统一。在分析中国革命复杂艰巨的形势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⑨“‘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⑩换而言之,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革命的现成方案,而是因为其阶级分析方法、国家理论、革命理论等为共产党人提供了透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把握革命制胜关键的思想武器。也正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国际共运史上既有模式的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重点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动员群众、争取同盟,进而夺取政权的现实问题。(11)诸如区别对待资产阶级不同成分、建立最广泛革命统一战线,采用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武装斗争方式,根据内外形势变化正确处理民族革命、阶级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依据这一思想原则分析、解决中国实际的成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它也依然引导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应中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之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2)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形式的创新、经由新民主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的认识与处理等,都是在鲜活生动的中国实践中产生的。对这些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与尊重,也恰是共产党人在本国实际的“异”中求得科学社会主义“同”的前提。

  (三)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和方法

  “实践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并非单纯由于毛泽东本人是实践者,而且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和构成这种思想的带有本质性的契机都是以实践为中心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实践浸润的。”(13)从方法论的完整结构上看,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原则,也不仅仅由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准则所支撑,它同时还需要许多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机制、方法和作风。他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4)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革命政权、革命政党、革命军队中民主讨论、民主决策、民族监督的机制以及理论、文艺工作者与领导干部亲身参与基层生产实践,以实现培养阶级感情与改革文风、政风相统一的做法等,时至今日都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当中,找不到那种热衷于纯粹抽象思辨的理论旨趣。事实上突出的实践性理论品格非但没有降低其理论价值,反而充分地展现出其理论本色。毛泽东政治思想不是对马列主义现成的政治理论进行简单的修补的结果。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绝不是因为马克思、毛泽东是任何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先知”,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被历史、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以适应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需要为视角深入地考察毛泽东政治思想,其实不难发现,不仅是阶级立场与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基本原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也都从未“黯然退场”,相反,却在实践中获得用武之地和新的理论增长点。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无论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看,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思想在政治发展的互动中起伏跌宕、粉墨登场、五彩纷呈。然而,只有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治思想才具有生命力,充分彰显其意义与价值。毛泽东政治思想之所以具有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其他政治思想,既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政治思想从中国国情出发,指导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道路,构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社会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制和机制,并在探索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推动了政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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