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走“立足现实实践的建设性理路”，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敛型、精神修养型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外张型、物质改造型实践结合；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规范型人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升华型人学价值整合；将中国哲学中和谐型社会文化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型社会文化理想结合，创造出新型的文化价值体系。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价值路径；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孙美堂(1956-)，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一个重大的哲学主题被提出来，一般有三个条件：(1)社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需要用该哲学主题去解决，(2)这个哲学主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方式，(3)该哲学主题对解决社会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① 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哲学界流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反思：(1)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2)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不是别的？(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必要和可行？如果不认真思考这些前提性问题，我们的讨论也许又像前些年流行的某些时髦话题一样，热闹了一阵子，却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于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没有太大的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文化价值的困惑甚至危机。假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是为反思和解决时代问题应运而生的话，这个哲学主题首要的是要融合中西、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系统。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伟大的文化，这种文化包含无限深邃和魅力无穷的价值。敬天崇祖、人伦义理、和谐自然、中正平和……这些价值支配着社会的政治、伦理、宗教、科学、文学艺术、日常生活等方面，使民族文化和大众生活有深邃的意蕴和丰富的内涵。中国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这些意蕴和内涵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广播四海，深深影响了周边的民族。

　　当然，传统文化价值是与宗法王权制度和小农经济生活相适应的，它的弊端和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建设性功能日益呈“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问题却日益显露，最后在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的冲击下衰落下去。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衰落与现代文化价值的兴起，本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交织在一起，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进行的。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是现代化预备期各种尖锐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毛泽东“三座大山”说是关于这些矛盾的最精辟而又通俗的概括)。这些问题最后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工业化体系而得以解决。新的政权和经济体系等“硬件”设施的建立相对容易些，但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和价值，则是一个复杂和艰苦得多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理论、矛盾观、实践观、群众史观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道德理想主义、心性论、阴阳和合论、民本思想等)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套体系表层话语是由“革命”和“阶级斗争”主导的道德理想主义；深层里，儒家等传统文化价值仍以“同构”的形式潜存着。它曾经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支配了一个时代，并确立了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格局。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新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建立后，新的文化和价值建设远未完成。他晚年发动“文革”应与之有关。可以说，他的发现是天才的，但他的具体做法是失败的。意识形态一元化体制和历次思想文化运动，不但没能弘扬反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价值，直接间接导致了“文化沙漠”。

　　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再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式提出来。这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如何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模式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与道德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被历史证明不是最佳模式。为解决理论和现实、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实事求是”就成了最佳理论中介(其实，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中介)，它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大胆地探索各种可能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自由度。

　　但是，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建设相对容易些，文化和价值的建设却绝非易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体制”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理想(它几乎是中国人惟一的精神支柱)日益深刻地受到冲击，直至被解构；面对起点、机遇和游戏规则极不平等下残酷的生存竞争，社会成员普遍地用不信任甚至欺骗和仇恨取代了互爱互助、万众一心的公共道德；在官权实用主义和无理性的功利主义双重支配下，大众文化恶俗化，宣传文化面具化。从思想理论建设看，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意识形态一元化的体系，融合中西(包括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创造的氛围仍然没有形成。

　　从表层看，GDP在增长，消费品琳琅满目，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往深层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和价值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传统的文化价值在不知不觉中流失，而西方文化价值的精髓我们尚未真正学到手。这种局面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体现出来：传统的伦理纲常消失了，民主和法治精神我们尚未参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精神失传了，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信念尚未普遍建立起来；传统的和谐、自然、神妙等价值内涵，在我们的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很难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质量，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文化价值缺位下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没有厚重智慧的盲目扩张，没有实质内涵的豪华、排场与铺张；追逐表层虚华、面子、政绩；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花里胡哨的炒作与做秀，故弄玄虚的和卖弄式的学风；浮躁、轻佻、浅薄、盲从之风盛行。② 公共权力的价值根据迷失，导致职业良心缺失，公共权力被滥用，公共决策不理性，公共信誉低下，腐败之风日盛；人们的道德人格缺少价值支点，导致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不少人从物欲和性本能中寻求刺激；自私自利、惟利是图，贪赃枉法，违法乱纪；道德人格中没有价值支点，使一些人对他人安危、对公共事务、国家利益非常冷漠，没有起码的同情心、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有些人没有诚信，甚至连起码的羞耻感、罪恶感都没有。概而言之，中国当今文化价值的实际状况，似乎游走于模仿古人与模仿西方之间，同时向两个方向东施效颦。说得严重点，自晚清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中华文明的价值支点并未成功地建立起来。我们缺少深入人心、化为公众内心信念的文化价值，缺少作为经济、政治、科技、艺术、法律和伦理等生活底蕴的文化价值，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也缺少具有独特魅力从而使“远者徕之”的文化价值。

　　总之，价值困惑和危机是今日中国第一问题，也是我们今日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性

　　中国的文化价值建设，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是中国文化价值建设的最佳形式？历史的抉择和现实的“被判给”，是重建中国文化价值必须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由西方文化激起。对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来说，西方文化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它既是现代化的楷模，又是具有极大攻击性的异域文化。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包含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既可走向尊重事实、遵循规律、勇于探索的精神，也能导致工具理性主义、物化和异化现象，培养人的控制欲、支配欲、扩张欲。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主要是个人主义——尊重个人的价值、权利和幸福。个人主义既能引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人道主义，也可通向利己主义，包括人对人的利己主义和民族国家利己主义——在国家、民族的竞争中，后者又发展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③ 当西方文化向外扩张的时候，它的科学理性精神成为国家利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工具。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并不是以导师和拯救者的姿态，而是以侵略者、强盗的面目出现的。西方的入侵，加速了传统的宗法王权社会的解体，也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当西方文化以殖民者的心态把中国社会推向深渊的时候，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惟一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精神导师。

　　晚清以降，各种思潮竞相登上中国的舞台，各种治国方略互相竞争，最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主宰了中国的前途，把一个百孔千疮的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通常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以为这个解释还不够。哲学和社会科学对现实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并不像自然科学的定律、原理那样直接具体；况且，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型相去甚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有几个关键：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清谈，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是唤起群众、掌握群众，实际地改变现实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征是其他任何哲学所不具备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动群众，动员千百万群众进行革命的实践，所以成功了。第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革命的主体是农民。数千年来，当社会苦难到极点的时候，“太平天国”、“世界大同”及诸如此类的理想最能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理想正好迎合了这一心理。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思潮中惟一以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解放人类、实现世界大同为宗旨的哲学，是惟一教导人们用暴力革命解放自己的哲学。对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惟一不“打学生”而帮助学生的老师。

　　人们是在既定的前提下创造历史的，历史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我们进行文化价值创造时不可超越的，是“判给”我们的。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现代化草创，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今天，当中国和平发展并希望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前途贡献自己的文化价值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

　　当今世界仍是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由西方社会操纵着。这些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的精神实质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综合国力竞争、军备竞赛、制裁和空中打击、“救生艇”理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事变之后，世界失去了制衡，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兴起，炫耀武力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文化已经失去了统率世界文明的资格，不可能把人类带到和平与幸福的明天。在扩张、竞争、以强凌弱的规则支配下，人类的未来和前景堪忧。

　　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个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文化中，惟一真正跳出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哲学。彻底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一切利己主义的基础，完全回归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资源，几乎是当今西方文化中惟一能给人类贡献“天下情怀”的思想。

　　人类今日面临的各种矛盾、困境和危机，靠西方文化很难解除，于是，许多人把目光转向东方，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仁爱精神、和谐理想、天下主义等，如果能发扬光大，产生国际影响，的确能为人类贡献伟大的价值资源。但是，中国文化自身还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的“羽化”过程，还缺乏与西方文化竞争的软实力，缺乏作为世界一流文明的功底。中国哲学必须继续向西方哲学学习，特别是吸纳那些既具有科学理性精神又超越狭隘利己主义、以全人类幸福和尊严为己任的哲学。这样，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整合，难道不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