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理论互动关系:一方面党的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创造上接受毛泽东的指导和引领。
关键词:毛泽东;理论工作者;抗战时期;互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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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是我们党的理论成熟,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含着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智慧与贡献。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理论互动关系:一方面党的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创造上接受毛泽东的指导和引领;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也给毛泽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在理论研究和创新上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成就了理论创新史上的一段佳话。研究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党的理论工作者与党的领袖间的理论互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对党的理论工作者理论创新活动的指导和引领
抗战时期,为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开始从国统区,特别是从沦陷区抽调大批文化人到延安,认为他们在那里的 " 作用更大些 " 。随着大批党的理论工作者聚集延安,毛泽东加强了与这些理论工作者的交往和学术交流。这种近距离的交往和交流为毛泽东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 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较大提高 " (《艾思奇全书》第 1 卷序言,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5 页。),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命题,对党的理论工作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毛泽东号召全党包括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他指出: " 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 ,因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 。为此,他号召 " 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 。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532-533 页。) 1940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说: "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指导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 ( 江湘:《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新中华报》 1940 年 6 月 28 日。)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影响下,延安,主要是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间掀起了学马列、用马列的热潮。
2. 毛泽东积极推动党的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哲学,并以之为分析中国的 " 工具 "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学哲学,而且积极组织、推动全党学哲学、用哲学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 " 毛泽东在延安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应用。 " 参见费正清著,李向前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1993 年第 6 期。)。 1937 年,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时指出: " 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 ( 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日军政大学》 1938 年第 1 卷。)在毛泽东的倡导下, 1938 年 9 月底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参会的有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和周扬等二三百人,规模空前。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延安成立了包括延安新哲学会、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讨论会等在内的近 10 个哲学研究会(学习小组)。研习哲学成为全党的风尚,而在各研究会(学习小组)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是骨干。在学习中 , 毛泽东非常注重对理论工作者哲学研究的引导。 1937 年 10 月,他致信艾思奇对其《哲学与生活》一书中 " 差别不是矛盾 " 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毛泽东认为艾思奇的 "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 ' 差别不是矛盾 ' 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 " ,并举例说明 " 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30-132 页。)。陈伯达到延安后,先后发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毛泽东在阅读《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致信张闻天并请转达他的商榷意见,阐明了自己关于 " 正名 " 和 " 中庸 " 思想的观点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30-132 页。)。应该说,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关于 " 正名 " 和 " 中庸 " 的论述既唯物又辩证,比陈伯达更客观、全面,给了陈伯达极大的指导。在看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毛泽东致信陈伯达: " 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2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