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荣开明(1931-　)，男，湖南醴陵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江汉论坛》原主编，湖北　武汉　430077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奠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独特贡献，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性飞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和作用。邓小平是怎样化“危”为“机”，将危险之局转化为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这是世人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其成功的诀窍和启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选好突破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掌握关键点：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解决思想认识上的纷争，找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三是把握机遇：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四是抓住根本：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系统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 键 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危机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和不可磨灭的。在这些贡献中，尤为重要的是，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危险之局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历史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和危机的特殊环境中，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他当时面临的局面错综复杂、危机重重。

　　从国内看，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里，我们取得的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1]。不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在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上体现出来，而且天灾人祸造成很多人非正常死亡。我国和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

　　从国际上看，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变为现实，之后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国际社会中形成了横跨欧亚拉美十几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约1/3、占全球面积约1/4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由于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改革调整带来的稳定繁荣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因受封建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而思想僵化并落后于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步伐这一现实认识不清，对斯大林的错误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苏联共产党因长期推行霸权主义而与兄弟党关系的破裂察觉不够，引起阵营内部思想混乱、组织分裂，其间中苏论战持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苏联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起减慢，在70年代呈下降趋势，80年代处于停滞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打出全面改革的旗帜，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受挫后，他又于1988年将改革变成改变方向，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突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第三世界国家中亲共亲社会主义的国家跟着受害。西方舆论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被终结，进了历史博物馆。

　　面对上述危局，邓小平是怎样化“危”为“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笔者认为，其成功的诀窍和启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选好突破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基础

　　深知唯物辩证法且有着“三落三起”神奇经历的邓小平认为，危机由“危”和“机”组成，既包含危险，又包含机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危机发人深省，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课题；使人清醒，从反面加深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令人磨炼，使人百折不挠、勇攀高峰。要把“危”转化为“机”，解决好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首要的是抓住端正思想路线这个突破口，从纠正“左”的错误入手，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打下基础，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