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性明确地作为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哲学基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性的生态理性哲学潮流的积极回应。忽视生态理性的科技理性同样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将生态理性引入到科技理性中,塑造和张扬生态科技理性。18)生态人是人类对生态理性在主体自我发展方面的自觉把握、科学反思、情感投射和能动实践,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主体表现和结晶,实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要求和生态维度。总之,只有大力塑造和张扬生态经济理性和生态科技理性,培养和造就生态理性人格,才能实现生态文明。
关键词:科技;习近平;客观性;文明建设;张扬;实现;生态环境;哲学;系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即生态理性的理念。生态理性是一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系统性、价值性、和谐性是生态理性基本原则。只有使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上升和转换成为生态经济理性和生态科技理性,培养和造就生态理性人格,才能实现美丽中国梦。
关 键 词:生态理性;生态文明;自然规律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①这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就是生态理性的科学理念。生态理性既是建构美丽中国梦的哲学基础,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生态理性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性明确地作为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哲学基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性的生态理性哲学潮流的积极回应。
尽管在启蒙运动中出现过“回归自然”的主张,但是,由于片面强调人为自然立法,结果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首先,人的物欲化。启蒙运动确立了人权,唤醒了人性,实现了人的解放,但是,在解放人的肉体本性的同时却舍弃了对人性的全面的、深度的审视,使人沉沦为“单向度的人”,导致了人对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本质依赖。这样,物就成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从而切断了人与自然的血肉联系。其次,自然的物质化。启蒙运动打倒了神权,揭开了笼罩在自然之上的神秘面纱,恢复了自然的本来面目,但是,它在科学之名下对自然进行了全面的祛魅化,这样,就使自然成为了满足人类欲望的纯粹的对象,成为了对人有用的单纯的物。于是,自然的多重价值被降解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被抛诸脑后了。最终,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现代理性的出场和张扬是以人的异化和生态异化为代价的,这样,就把人类和地球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现代理性在强调思想和行为的合理性的同时,主要强调的是功利和算计的原则,因此,它主要是以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两种形态呈现出来的。这二者都具有极大的反生态性。第一,经济理性的反生态性。经济理性的基本逻辑是追求功利的最大化,将功利主义视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尽管它促进了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但是,在其视野中“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②。这样,自然界也成为功利的目标和算计的对象,而其本身的规律和价值被忽视了,因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第二,科技理性的反生态性。科技理性的基本逻辑是追求算计的精确化,将分析还原作为掌握自然规律的基本方法。在推动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主体和客体(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资本逻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离和对立。“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③这样,自然就被彻底“征服”了。可见,在理性的旗帜下,人类事实上对自然采取了一种彻底的“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姿态。
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生态异化的理性根源。为了避免自然成为资本算计的对象,他们明确认为,自然与价值无涉。同时,他们都突出了尊重自然规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醒人们要注意自然界对人类盲目行为的“报复”和“惩罚”。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人类的理性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魅力的自然。弗洛姆指出,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却成为了自己创造的机器的奴隶。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高兹明确提出了生态理性的主张。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理性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底线,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这样,在无止境地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导致了生态危机。相反,“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意识到经济活动的效用是有限的,经济依赖于经济之外的条件。它尤其能使我们发现,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努力在超出一定的界限之后反倒成为了绝对的、不可超越的匮乏。结果成为否定性的东西:生产的破坏性远远超出了其创造性。当经济活动侵犯了原初的生态平衡或破坏了不可再生或不可重新组成的资源时,就会发生这种颠倒问题”④。因此,必须对理性进行生态重建。此外,风险社会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都呼吁进行以“生态理性”为主题的“生态启蒙”。
当然,只有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建才能使生态理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的同时,明确地将生态理性作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和哲学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⑤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突出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科学而系统地揭示出了生态理性的科学含义和要求。在科学上,生态理性是人们基于对自然运动的生态阈值(自然界的承载能力、涵容能力和自净能力是有限的)的科学认识而自觉实现生态效益的过程。在哲学上,生态理性是一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和准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和目标的全方位的理性。在实践上,生态理性是指人类在适应自身活动的场所——自然环境时,其推理和行为从生态学上来看是合理的,其要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张扬生态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