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乌托邦精神是哲学特有的精神品格，但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对乌托邦精神的批判、否定和质疑，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突出而引人注目的现象。拯救哲学的乌托邦精神，须克服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哲学乌托邦精神之间的内在冲突，重建哲学与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在人的生命存在有着深刻的根据，它凝聚着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体现着人们对于自身生存需要和发展的自觉与憧憬，是推动人不断走向自由与解放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力量。以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为根据，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将真正摆脱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桎梏，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把对“不在场”的未来希望的追求精神和“反偶像崇拜”的反思批判精神确立为哲学乌托邦精神的核心内涵。哲学的当代合法性由此将得到深刻而有力的辩护。

　　关 键 词：乌托邦精神；哲学合法性；形而上学；生命存在

　　作者简介：贺来，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重大不同在于，它总是需要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①进行辩护。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的终结”成为不少流派和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主张，“虽然哲学一直受到怀疑，但是在20世纪，哲学却受到了来自哲学家的一连串史无前例的指责”。②在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或诉诸无反思的常识，或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对哲学的存在价值同样提出了种种质疑和否定。这使得为哲学的存在合法性进行自我申辩，已成为“哲学家所遇到的最尖锐、最有意义、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问题”。③要为哲学的当代合法性进行有力的辩护，基本前提在于拯救哲学所特有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④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是事关哲学存在合法性的性命攸关之处，同时也是极为艰难的课题。本文将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语境中，运用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围绕着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当代合法性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对哲学的当代合法性进行专门的探讨。

　　一、乌托邦精神的危机：哲学的当代合法性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笔者所使用的“乌托邦精神”从“乌托邦”这一概念引申凝练而来。文中不对乌托邦思想进行具体探讨，更不涉及“乌托邦”设计的种种具体细节，而是从中提炼出“乌托邦精神”这一概念，特指哲学之为哲学特有的精神品格。

　　对于“乌托邦”一词，人们经常从常识和科学的观点出发，把它斥为“虚幻”和“空想”。常识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从它的观点看，“乌托邦”无异于是没有经验根据，也无实际用途的“幻想”或“幻觉”的代名词；而从科学主义的观点看，由于“乌托邦”无法被实证方法和经验手段予以证实和检验，因而属于“无意义”的“胡说”。在思想史上，曼海姆重新阐释“乌托邦”的含义，使之摆脱上述常识和科学主义理解，并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概念。他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区分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把“乌托邦”规定为“超越现实，同时又打破现存秩序的结合力”的精神取向。乌托邦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的消失，将“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成了不过是物”，“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⑤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学者，例如布洛赫、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詹姆逊、哈维等人，从不同视角对“乌托邦”所包含的重要的哲学内涵和意义进行了阐发。⑥他们的工作启示我们：超越常识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从一种哲学价值论的视角来理解“乌托邦”，人们将发现，在被常识和实证科学认为“不切实际”和“虚幻”之处，恰恰体现了一种“人性的真实”与“价值的真实”。在种种乌托邦设想和想象中，贯穿着一种不断超越现存状态，追求更美好生存样态的精神，一种立足于可感现实并不断超越当下境况的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追求，一种“相信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信念”。⑦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生存现状保持永不停止的反省和批判态度，并向其敞开另一种“更值得生活”的希望空间，不断呼唤和引导人们追求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由于这种乌托邦精神，我们就“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⑧

　　本文所指的“乌托邦精神”，正是在上述区别于常识和科学主义立场的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在哲学发展过程中，以一种理论思维和反思意识的方式表达和显示这种乌托邦精神，构成哲学的一种重要品格。纵观哲学史，超越可感的当下存在，指向无限性的终极眷注，成为贯穿于其中最为强劲的精神定势。哲学家们虽然具体观点不同，但都努力在最深层面和最根本意义上去把握世界、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生活的价值，并由此表现出一种对于“终极性”的渴求。该渴求在“存在论”上追求“终极存在”，在“认识论”上追问“认识何以可能”的终极基础，在“价值论”上则探寻人的“终极意义”。在这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中，哲学向人们彰显出一种既立足于现实同时又否定现实的超越性理想，它要求人们克服自身的自然惰性和对现存事实的消极默认，避免人的思想在非批判和质疑中陷入僵化和教条，呼唤和推动人们从当下有限的现实中跃起，永远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在此意义上，美国哲学家伯恩斯坦说道：“乌托邦精神是所有真正哲学的灵魂，并且，哲学不仅是乌托邦式的，而且要为一种理性的乌托邦辩护。”⑨

　　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在其独特的追问和思考方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哲学家面对眼前的现象世界，却要否定它，以理性的方式去寻求和建构更为“本真”的“存在”。对此，马尔库塞概括道：“哲学按照真理来思考就是答应要按照真理去生存”，“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义和知识的概念，于是就变成了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找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⑩这表明，哲学的追问和思考不同于日常意识与实证科学。常识安居于自在自发的世界，对于现存状态持“习惯”和“接受”的基本态度；实证科学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以“客观性”与“可验证性”为最高标准。与它们不同，哲学不仅不以接受、肯定现存状态为满足，恰恰相反，它以否定和超越现存状态、追求比现存状态更美好的状态为己任。这种独特思维方式所体现的乌托邦精神，使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一个特殊维度的存在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确证。

　　哲学的乌托邦精神长期以来是哲学家们十分自觉的理论意识和精神支柱。对此，伯恩斯坦的论述颇为中肯：“贯穿形而上学传统的冲动是乌托邦冲动，在这种活动中，我们进行的怀疑保有了活生生的灵魂，并对看似明晰与确定的东西从不停止质疑。……形而上学的怀疑要求我们揭示并探究批评所包含的理想”。(11)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经典的乌托邦精神的诞生地，成为后人乌托邦想象的重要思想源泉。康德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上带有转折性的重要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展现，这尤其体现在其对“目的王国”和人的“价值主体性”的论证中，康德深知“人的确是足够罪恶的”，但在任何时候都把人当作目的本身来看待并由此建立的目的王国中，人真正超越它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污浊”本性，并使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得以确立。(12)黑格尔是辩证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清醒地看到了“人们的目光过分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为此，人们必须在精神力量的激励下，不断否定和克服一切“不合理”的障碍和“僵硬的事实”，在精神力量的激励下，建立起“新世界的形象”。(13)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概念为核心的辩证法理论所体现的正是哲学的乌托邦精神。

　　然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对哲学乌托邦精神的批判、否定和质疑，成为一个十分突出而引人注目的现象，并因此构成了对哲学合法性最具根本性的挑战。

　　现代西方哲学对哲学乌托邦精神的批判、否定和质疑，关涉到20世纪以来许多重要的哲学运动，如语言分析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展开具体分析。概括而言，其内在逻辑表现如下。第一，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和教条等同起来，在批判和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一同冷落与抛弃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传统形而上学迷恋于超感性的终极存在，这使得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贯注着一种“绝对意识”，即总是设定无限完美的“另一个世界”作为“现存世界”的替代物，并设定了绝对的、无条件的“终极存在”作为“另一个世界”真理性的根据和保证，在此意义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原则和思维方式一样体现出独断性和教条性，宣告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也必然随之宣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终结。在这点上，尼采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道：“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不论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表征”，因此，“随同真正的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14)第二，揭示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虚无主义本性。以“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二元对立为基础，通过前者对后者的贬低和否定来显现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这是长期以来哲学的思维定势。但这是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此岸现实生活的否定与瓦解为代价的，而现实生活的瓦解，实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否定和瓦解，这表明，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虽然以超越性的价值理想为追求目标，但在根底上却恰恰具有价值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此而言，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是自我挫败与自相矛盾的。海德格尔无疑是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代表者，他通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分析，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的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15)第三，揭示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所蕴含的非批判的话语霸权和权力意志。哲学对现存世界的否定和超越以彼岸世界的终极存在为根据，而彼岸世界的终极存在是由哲学家的理性慧眼所“发现”的，因此，哲学代表着凌驾于一切生活领域和具体知识之上的超级话语，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完全由这种“超级话语”所规定和支配，在此意义上，哲学的乌托邦精神不过是自诩为人与社会历史的立法者、预言者和裁判者的哲学家的“思想自恋”，表达着自身企图占据话语权力中心，体现着哲学的学科帝国主义倾向。在这种企图与倾向的支配之下，极易助长一种自命掌握开启未来之谜钥匙的幻象，以及以真理为名塑造未来的野心，并对现实的社会历史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福柯对“总体性话语压迫”的解析、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暴力”的反思、拉康对“主人话语”的批判，等等，即是从不同视角对此所作的揭示。

　　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对乌托邦精神的这种态度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根源。美国学者雅各比曾用“乌托邦之死”来概括当代盛行的文化气氛，其根本特征是“相信未来将比现在更加美好的这种信念已经消失”。(16)这体现在当代文化的诸多层面和领域。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针对苏联所代表的教条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已取得了最终胜利，“历史终结论”更进一步认为，随着东欧及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理性已获得了一劳永逸的确证，人类历史已经达到了至终究极的圆满状态。很显然，按照这种观点，“未来”不过是“现在”的同质延伸，人类超越性的乌托邦精神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社会层面上看，哲学对待乌托邦精神的这种态度与现代社会日益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功利主义成为最为强大的价值观密切相关。社会理论家已经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韦伯的“世界的理性化”、卢卡奇的“物化”、哈贝马斯的“劳动乌托邦”等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功利主义“代表着最为典型的现代性伦理——如果现代性有伦理的话”。(17)在这种世俗化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人们宁愿沉溺于“贪婪攫取欲”的满足而对不能带来现世“实惠”的乌托邦精神采取一种冷漠、厌恶和无视的态度。

　　针对现代西方哲学中乌托邦精神的衰竭，哈贝马斯说道：“如果乌托邦这块沙漠绿洲枯干，展现出的将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沙漠”。(18)现代西方哲学对哲学的乌托邦精神的反思、批判和否定，既是从根基处对哲学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了当代文化和当代人对于超越性价值理想的冷漠和怀疑。因此，捍卫哲学的乌托邦精神，既是对哲学当代合法性，也是对当代文化和当代人的价值理想进行辩护。

　　要捍卫哲学的乌托邦精神，需要直面并回答三个前提性问题：第一，哲学的乌托邦精神在当代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第二，以往哲学的自我理解及其所体现的乌托邦精神究竟存在什么深层理论困境?第三，在当代理论语境中，应如何重新理解和阐发哲学的乌托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