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学清(1955-　)，男，江苏灌南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江苏　南京　210003

　　内容提要：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经历了从初步创立到成熟再到完善的思想发展历程。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从所有制、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形式等不同侧面进行过研究，得出过不同的结论。这些不同论述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内在统一于决定于生产关系总和的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由于适合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总和的性质的差异，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存在着不违反经济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多样性。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 键 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有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一直是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参与研究者众多，成果量大，分歧点多。本文以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的思想发展进程为线索，讨论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不同方面研究经济社会形态结论的内在统一性，为正确认识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初步分析了生产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所有制关系，初步创立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碰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政治经济学。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写作了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又撰写了《哲学的贫困》等作品，并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形成了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看法。为了驳斥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从机械唯物论转轨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观念演化史，而是生产力及其决定的交往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分工的发展，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作为例证，他们举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前的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2]。这三种所有制加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后的未来社会，构成以分工为基础、所有制为表征的不同社会形态。这个时期，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称作“市民社会”，他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中去解剖市民社会，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追寻到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进而追寻到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分工，所有制关系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所有制作为表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关系的分析结论标志着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酝酿。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说明了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这一基本思想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另一种说法——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社会的阶级矛盾以及被剥削阶级的解放都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谈到了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取代资本主义的联合体，还重点分析了封建社会如何被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如何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被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取代。这标志着19世纪40年代末期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初步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得出了著名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这一结论。但通读《共产党宣言》，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的分析重点突出了所有制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当封建的所有制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就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对准了资产阶级本身。“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从所有制入手分析社会形态的演进，实际上就是从生产关系的总和上研究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制关系等同于全部生产关系。关于这一点，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7]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从所有制关系的角度分析经济的社会形态和从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分析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完全一致的。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则更为明确地说明了生产关系的总和的不同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他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有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8]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明确指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且列举了古典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三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虽然马克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原始社会的完整想法，但在基本原理的层面上，他已经把社会形态归结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已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社会形态的演进，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在19世纪末期已经接近成熟了。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初创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学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提出了“市民社会”“交往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等基本概念。第二，用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矛盾运动初步说明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源。第三，以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了以所有制为表征的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征。第四，重点分析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关系依序演进的进程，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但是，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形态学说还处于初创阶段，虽然接近于成熟，但还不太成熟，还有待于在理论研究进程中进一步深化。